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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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英国小说的兴起时，伊恩·P·瓦特指出，“小说史家把‘现实主义作为区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的限定性特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而他认为，哲学上之现实主义的种种特征及方法，“引起了人们对生活与文学之间的独特的一致性的关注”（出处同上），小说与日常生活结构紧密关联。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点古典叙事作品时，也已经在其中注入了日常生活的观念，诸如，“又其叙人间事，亦尚不过为形容，致失常度”。而在小说创作上，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所得心应手的叙事大多都表现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收录于《彷徨》中的《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伤逝》等作品皆是如此。

竹内好曾对鲁迅作过一个有意思的评价：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启蒙者鲁迅。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认为，文艺家终无满足之时。其所不满者，无非启蒙者落入世俗之旧，以及启蒙之途的无望;凡此种种不满，同时也无限地生成一个“荷戟独彷徨”的鲁迅。从日常生活这个切面来读鲁迅的小说，我们还可以说：日常生活在其小说中，有时也无限地转化为启蒙元素（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两个对立项，以及叙述者（启蒙者）笼罩全篇的忧郁和彷徨，因而总少了点平凡个体那些多元的渴望与冲撞。比如，在《幸福的家庭》和《伤逝》中，这种启蒙叙述者的角色，同时也呈现为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对传统女性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