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

“五天工作日”的政策变迁始于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在1995年开始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联合国周五下午不开会

1979年1月，联合国召开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会，各成员国政府均派代表团参加，并提交国家报告。中国报告的起草人、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胡平，作为代表团顾问，来到了纽约。

胡平每天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但星期五整个下午，却无会议安排，他觉得非常奇怪。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告诉他，联合国实行双休制，周六、周日休息，周五下午一般不安排会议。这对于胡平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每周工作六天，成为沿袭多年的惯例。

胡平频繁出国参会这几年，总是十分留心其他国家的工时制度，他渐渐发现，五天工作制是时代潮流。1985年，胡平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决定做一个课题，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

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研究人员在国内进行广泛调研。他们在全国圈定了几个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春等，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了多种调查问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择哪一个？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80%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1988年，课题结项。胡平还写了一个报告，认为我国已具备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并提出先在研究中心试点五天工作制，以观察实际效果。报告交给了科委主任宋健和两位副主任。宋健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表示默许。但有一名副主任却直接将报告退了回来，他给胡平打电话说：“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工作效率很低，连七天都不够，你还要来五天。按照你们的意见实行的话，经济要大幅度下降，这对国家是多大损失？”

步子不要迈得太大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南方谈话。

这年上半年，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监察局（简称职安局）职业卫生监察处接到了局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要求他们马上启动一项调查研究，对缩短工时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案拿出具体意见，供局、部领导审议，再报国务院決策。

劳动部商请外交部支持，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等，最终收集到了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从中可看出，世界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周40小时的工时制。

在此基础上，职安局按照“缩减一天工时”和“缩减半天工时”两种方案，召开各类研讨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步到位，直接推行五天工作制。

巧的是，部长正是当年对五天工作制持保留意见的那位科委副主任，他调任劳动部部长后，对此事依然持谨慎态度，认为一下子从48小时减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不适合当时的经济和生产状况，明确要求按44小时的方案往下进行工作。

但是，这一方案面临着很大的可操作性问题。因为对需要连续化生产的一些特殊行业来说，半天的工时实在太难安排了。最终拿出的变通方案是：安排为隔周五天，平均每周44小时。

1994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发了第146号国务院令，规定：国家实施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3月1日起实施，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为休息日，依次循环。

缓解工人下岗问题

新工时制的实施，正逢国企改革的逐渐展开。1994年，下岗工人人群日益增大。

此时，劳动部已换了新一任部长，职安局也换了新任局长闪淳昌。1994年底、1995年初时，闪淳昌传达了部长的指示，要求他们再次着手研究，制定进一步缩短工时的方案。这是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思做出的，即如果将每周44小时工时进一步缩短到40小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缓解部分工人下岗的问题。

然而，反对意见恰恰来自最需要劳逸结合的行业。如建筑业工人，多是农民工，出来打工就是想多赚钱，休息就是浪费时间。

在闪淳昌的主持下，针对特殊行业，制定了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同时规定，凡实行此种工时的行业或单位，必须报劳动部批准实施。

劳动部将缩短工时的报告再次上呈国务院，获得批准。1995年3月25日，李鹏签发了国务院令，宣布自当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