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日胡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内容提要] 清代蒙古文官印及其发展演变，是研究清代满蒙关系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清代蒙古文官印本身的用途和尊卑等次，不仅体现在其印文方面，而在其形制方面也有严格细致的等级规制。官印形制的等级规制，主要体现在钮式、质地等方面，以尺寸、台式形状为辅。本文从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角度入手，结合清代史料文献，以展示清代统治蒙古族的历史。

历朝历代印章，从使用功能角度分为官印、私印两种。无论官印还是私印，既有体积小、文字少的特点，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尤其官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其中不仅包含着主政理念，还体现国家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各种文化特征也逐渐发生变化。

无论哪个朝代均有不同等级的官印，其级别、用途不仅体现在其文字方面，也体现在其形制上。形制主要包括印章的外形和质地。印章之外形，包括钮式、台式及尺寸方面。清代官印也不例外。从质地方面，官印自上而下依次有玉质、金质、银质镀金、银质、铜质、木质等。玉质用于国宝或达赖喇嘛印。金质用于国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子、亲王、君王等印，此外，固始汗印、朝鲜国王印也是金质印章。银质主要用于一二品要员印及个别三品官员印，基层官印基本为铜质，包括铜印、关防、图记、条记等。从钮式方面，官印自上而下依次有龙钮、龟钮、麒麟钮、驼钮、虎钮、云钮、直钮等。其中龙钮印级别最高，有盘龙、交龙、蹲龙三种。如乾隆“二十五宝”中，有十七方为交龙钮,两方蹲龙钮、六方盘龙钮。其他用龙钮者,太皇太后之宝、皇太后之宝均盘龙钮,皇后之宝交龙钮,皇贵妃之宝、贵妃之宝、皇太子之宝均为蹲龙钮。龟钮、麒麟钮、驼钮一般用于藩属国国王印。虎钮用于公、侯、伯及一二品高级武官及边政大臣、蒙古各部盟长、汗、札萨克印。直钮是清代绝大多数官印所采用的钮式，从一品大员印至最基层的芝麻官印中，均有直钮印的身影。总之，上述各种质地和钮式的官印，不仅级别不同，用途也不一样。

目前学界对清代满蒙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不过从蒙古文官印形制的角度去分析解读清代满蒙关系的论著较少。涉及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白初一、李俊义、庞雷主编《清朝内蒙古盟旗印章图鉴》，道尔基、巴·巴图巴雅尔、格·李杰著《清代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印章研究》、任万平著《清代官印制度综论》等。其中白初一、李俊义、庞雷主编《清朝内蒙古盟旗印章图鉴》以图文并茂形式介绍了61枚清代札萨克印，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书概述部分，从“清代蒙古史研究与清代内蒙古地区官方印章研究的关系”“图鉴中清代内蒙古地区官方印章的分类、馆藏来源、制造年代、文字特征”“内札萨克盟旗印章的历史由来、行政职能和文献记载”“内属盟旗印章的历史由来、行政职能和文献记载”“呼图克图喇嘛印章的历史由来和行政职能”等五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

道尔基、巴·巴图巴雅尔、格·李杰著《清代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印章研究》是目前对清代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官印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其中详细介绍了18枚清代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官印，还梳理了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由来与迁徙历史，尤其着重讨论清朝对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安置及实行盟旗制，并颁发印章等诸多问题及其历史意义。

任万平的《清代官印制度综论》一文是目前对清代官印制度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一篇文章。该文从“清代官印使用分期”“清代官印制造与管理制度”“清代官印的形制特点”等三个方面对清代官印制度进行了论述。在第三部分“清代官印的形制特点”，对清代官印的质地、钮式、印形与尺度、印文用字与篆法风格、官印称谓和款识形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但对有关清代少数民族官印制度的问题谈论较少。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且都提而不涉，涉而不深。本文利用《大清会典》《清史稿》《理藩院则例》等文献史料，结合国内各博物馆藏官印实物图片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对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进行梳理。

一、颁发蒙古高层官员之虎钮印

虎为兽中阳类之长，取其凶猛之意，清代为公、侯、伯及一二品高级武官及边政大臣、蒙古各部盟长、汗、札萨克，均颁发银质虎钮官印。此外，清廷派遣驻守蒙古地区的将军、都统、大臣也颁发银质虎钮官印。总之，虎钮银印是清代蒙古文官印中规格最高，数量最多的一类印章，这也是清廷对蒙古各部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凭证。清代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与“内札萨克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加上新疆、青海的蒙古，对其所采取的体制也具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各旗官员之间也有等级之别，所用虎钮官印也有尊卑等次之分。因虎钮印质地和尺寸基本相同，均银质，方三寸三分（11厘米），厚九分（3厘米），尊卑等次主要体现在其台式上，有三台、二台、无台等细微的差别。

用三台印之官员，除了外札萨克蒙古喀尔喀车臣汗以外，均为内札萨克蒙古各旗札萨克。用二台印之官员种类较多，各盟长、极个别内札萨克蒙古旗札萨克、外札萨克各旗札萨克和驻蒙古将军、都统、大臣均用二台印。用无台虎钮印的官员极少，目前仅发现了乌拉特中旗札萨克公虎钮条记和喀尔喀行政达尔罕贝勒旗协理台吉图记两枚虎钮无台印。

（一）三台虎钮印

分析目前学界已发掘的满蒙双语合璧字虎钮银印，多数为三台印，包括内札萨克蒙古各旗札萨克印、外札萨克蒙古各部汗印。如：喀尔喀车臣汗银印、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印、苏尼特左旗札萨克印、阿巴嘎右旗札萨克印、阿巴哈纳尔左旗札萨克印、克什克腾旗札萨克印、巴林右旗札萨克印、翁牛特左旗札萨克印、翁牛特右旗札萨克印、扎鲁特右旗札萨克印、阿鲁科尔沁旗札萨克印、乌拉特前旗札萨克印、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札萨克印、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札萨克印、鄂尔多斯右翼前旗札萨克印、鄂尔多斯左翼后旗札萨克印、鄂尔多斯左翼前旗札萨克印、科尔沁右翼扎赉特旗札萨克印、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札萨克印、四子旗札萨克印、喀喇沁左旗札萨克印，其中多数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赐，只有喀尔喀车臣汗印，为雍正六年（1728年）颁赐。这些印尺寸基本一致，均方10.5厘米，厚3厘米，与《清会典》《清实录》中记载相吻合。外札萨克蒙古虽然保留了四部汗号，即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赛音诺音汗，但从印章级别看，其地位与内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相等。总之，在清代满蒙双语合璧字官印中三台虎钮银印是等级最高的一类。

因蒙古各部归附清朝的时间不同，在其统一全国所做出的贡献不同，因而最早跟随清朝的漠南蒙古部为内札萨克蒙古，其地位最高，所颁赐的官印级别也相对高。而漠北蒙古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之后，才彻底纳入清朝版图，为外札萨克蒙古，其治理方式与内札萨克有所不同，虽然保留其汗号，但其印章地位等同于内札萨克部旗札萨克，显然外札萨克蒙古四部汗属下五十六个旗札萨克的地位，应低于内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印章形制也不一样。

（二）二台虎钮印

其实二台虎钮印质地、尺寸大小与三台虎钮印完全相同，二者区别只体现在台数上。相比之下，清代三台虎钮印数量多、品种少，而二台虎钮印数量少、品种多。包括各盟长印、外札萨克蒙古各旗札萨克印、个别内札萨克蒙古旗札萨克印、个别汗印，以及清廷派驻蒙古地区各衙门的将军、都统、大臣均用二台虎钮印。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置的盟长，不是一般的行政长官，而是为监督各旗札萨克和封建王公、贵族，在旗以上设盟，指定数旗定期集会，商讨重大事务，形成了会盟制度，其盟长从各旗札萨克内选举而产生。目前学界已发掘的二台虎钮印有内札萨克蒙古哲理木盟长印、昭乌达盟长印、乌兰察布盟长印等，共三枚；外札萨克蒙古有额鲁特蒙古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盟长印、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盟长印、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盟长印、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西部盟长印、巴图色特齐勒图和硕特部盟长印、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部盟长印等，共九枚。无论内札萨克盟长，还是外札萨克盟长，清廷均颁赐二台虎钮银印，因盟长不是行政级别，其职责是按规定组织三年一次的会盟事务，担任会盟时只能召集人，不能干预各旗事务，仅有监督各旗军政之权，没有发布政令等实权，其印章级别也不及内札萨克蒙古各旗札萨克三台虎钮印。

因外札萨克蒙古旗札萨克印为二台虎钮印，级别低于内札萨克蒙古旗札萨克印。目前学界已发掘的二台虎钮印，有新土尔扈特部右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南中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西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南右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东右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南左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东左旗札萨克印、旧土尔扈特部北右旗札萨克印、和硕特部中旗札萨克印、和硕特部左旗札萨克印、额鲁特后旗札萨克印等，均为乾隆年间颁赐，只有和硕特旗札萨克印（阿拉善额鲁特旗）颁赐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此外，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也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设立，并颁赐旗札萨克印，但此印已遗失，而今发现之印为同治九年（1870年）所颁赐。

然而，二台虎钮印中有一枚内札萨克蒙古旗札萨克印，即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札萨克印，因该旗于乾隆元年（1736年）才设立，并颁赐札萨克印。也许虎钮银印二台、三台的区别，除了级别之外，还与时代有关。

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印，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二台汗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汗国汗储渥巴锡被封为“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当时应颁赐汗印，但此印未能流传于世。今日所见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印是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颁给其长子策凌纳木扎勒之汗印。

清朝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的控制，除了在中央设置理藩院处理蒙古事务外，还在蒙古各地特设驻防将军、都统、大臣等，来监管蒙古各部的活动。在漠南内属蒙古地区设将军、都统，在漠北、漠西蒙古地区设将军、大臣，在青海蒙古地区设办事大臣。对这些边政大臣颁发的印章均为二台虎钮银印。目前学界已发掘的有热河都统印、察哈尔都统印、伊犁将军印、定边参赞大臣印、驻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印、驻扎库伦办事大臣印、驻扎雅尔城参赞大臣印、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事务大臣印，其尺寸大小与三台虎钮银印完全相同。

（三）无台虎钮印

无台虎钮印极少，目前仅发掘了两枚无台虎钮印，即乌拉特中旗札萨克公虎钮条记、喀尔喀行政达尔罕贝勒旗协理台吉图记。乌拉特中旗札萨克公虎钮条记为铜质，长二寸四分（8厘米），阔一寸四分（4.6厘米），厚九分（3厘米），其厚度及长、阔均比三台、二台银印小。喀尔喀行政达尔罕贝勒旗协理台吉图记为木质，方三寸三分（11厘米），厚九分（3厘米），除了质地，均与三台、二台银印相同。

其实清代官印之铜印、关防、图记、条记一般均为铜质直钮，钤记一般均为木质直钮，上述喀尔喀行政达尔罕贝勒旗协理台吉图记为木质虎钮，乌拉特中旗札萨克公虎钮条记为铜质虎钮，都超出一般的图记、条记级别。

二、颁发理藩院及蒙古基层官员之直钮印

直钮印是清代绝大多数官印所采用的钮式，由于官府常用，无需赋予虚文象征，具有使用范围广、称谓多变、种类多的特点。目前学界已发掘的清代蒙古文直钮印种类较多，有理藩院各司郎中、员外郎、藏传佛教喇嘛、各札萨克旗总管，直至最底层的仓务官和佐领等用印均为直钮印。清代蒙古文直钮印从质地上可分为银质、铜质两种，极个别的印为金质或木质。银质印有三台、二台之分，铜质印从称谓上可分为铜印、关防、图记三种，铜印和图记均方形，关防为长方形。

（一）理藩院高层官员之直钮银印

目前仅发现了理藩院印和理藩部印，两枚银质直钮印。理藩院直钮印为银质三台，方三寸三分（11厘米），厚九分（3厘米），规格与银质虎钮印相同。理藩部印为银质二台，方三寸二分（10.7厘米），厚八分（2.7厘米），理藩部印在台式、尺寸和规格上均比理藩院印低。其实蒙古衙门、理藩院、理藩部是同一个衙门的不同时期的名称，清朝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蒙古衙门，三年后改称理藩院，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改为理藩部。

可以看出，这枚理藩部印很有可能是将理藩院印打磨改铸而成的。理藩院印和理藩部印的发现，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理藩院改为理藩部这一史实最好的物证之一，理藩部印规格的降低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符。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是“清末新政”中“改革官制”的一个环节，从表面上是实施新政，实则清廷在内忧外患中的一项无奈之举。改定官制后的理藩部和之前的理藩院实质上并未有所区别。原理藩院旗籍、典属、王会、柔远、徕远、理刑六司的职掌也并未变化，其改变只不过是把理藩院的“院”字改成了“部”字。光绪末年理藩院组织机构的变化，是清政府对抗人民革命运动、延缓清王朝的政权寿命而采取的众多措施中的一环。显然，这种变化在性质上和清代前期的历次变化是不同的，也并未取得任何积极效果。

（二）蒙古地区基层官员及喇嘛班第之直钮铜印

目前学界已发掘的清代蒙古文官印中有三枚直钮铜印，即内属蒙古游牧察哈尔镶蓝旗总管印和总管锡哷图库伦喇嘛班第之印、管理额鲁特公一旗总管印等，该三枚印章均铜质无台，即直钮印。因为内属蒙古各旗，曾经反叛过清朝或由无功投诚的小部落组成，所以清朝在内属蒙古各旗，一般不设旗札萨克，也没有王公封爵，只委派总管、副总管掌旗，并由当地所设将军、都统、大臣管辖，成了清政府的直辖领地，其地位较低，清政府所颁赐的印章，无论形质、尺寸均不及旗札萨克印。如：游牧察哈尔镶蓝旗总管印和管理额鲁特公一旗总管印，方二寸五分（8.5厘米），厚六分（2厘米）。而管理额鲁特公一旗总管印，仅方一寸七分（5.7厘米），厚九分（3厘米），规格比游牧察哈尔镶蓝旗总管印还要低。

提倡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是清廷控制蒙古人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的一种方式。因而，清廷在京城和蒙古地区建立很多佛教寺庙，在京城还设立喇嘛印务处，以及建立札萨克喇嘛制度，并赐予这些高层喇嘛特殊名号和印信。清廷对各级喇嘛班第所授予的品级和特权几乎与蒙古各部封建王公相同，以利用信仰和习俗，达到教化蒙古民众的目的。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清廷颁赐黄教喇嘛的印多为云钮，直钮印较少。总管锡哷图库伦喇嘛班第之印，是到目前为止搜集到的唯一一枚满蒙双语合璧字直钮铜质印，方二寸（6.9厘米），厚六分（1.9厘米），其级别不及京城八大呼图克图等印。

清代关防为长方形印章，一般用于军队。清代官员中，除了一些临时差务官用关防外，包括总督、巡抚、总兵等常设官职机构的一二品大员也用关防。清代蒙古地区基层官员也用关防。如：办理伊犁粮饷马驼事务官、伊犁协领、绥化同知、库布苏库勒诺尔乌梁海总管固喇翁扎布等。办理伊犁粮饷马驼事务官关防和伊犁协领关防均长三寸（10厘米），阔一寸九分（6.3厘米），而绥化同知关防略短，长二寸八分（9.3厘米），阔一寸九分（6.3厘米），库布苏库勒诺尔乌梁海总管固喇翁扎布管旗关防，尺寸不详。

清代图记大多为颁赐八旗佐领的官印，此外设在少数民族地区及西北、东北各地的领队大臣等也颁赐图记，还有武职或经办钱粮的基层官员也颁赐图记。清代蒙古地区用图记的官员有，各领队大臣、佐领、仓务官、内属蒙古总管等，均为铜质方形，但大小不一。目前已知清代蒙古文图记中，管理伊犁索伦领队大臣、管理额鲁特领队大臣、管理锡伯营领队大臣、管理察哈尔领队大臣等所用图记规格最高，均方二寸七分（9厘米），厚六分五厘（2.2厘米），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所用图记稍小，方二寸七分（9厘米），厚六分（2厘米）。乌里雅苏台札萨克班上办事图记，方二寸五分（8.3厘米），厚六分（2厘米）。其余图记尺寸更小。如：驻扎伊犁沙毕纳尔各佐领、塔尔巴哈台佐领、惠宁城仓务官、靖远城仓务官、孤尔扎仓务官、镶红旗宗族长、镶黄牧马旗总管等基层官员所用图记，均方一寸七分（5.7厘米），厚四分（1.3厘米）。其中镶黄牧马旗总管图记厚五分（1.5厘米），比其它图记略厚。乌里雅苏台管理官场事物图记尺寸不详。综上所述，清代蒙古文直钮印级别较低，但使用范围较广。

目前学界已发掘清代蒙古文直钮印详情，请见表1。

表1 清代蒙古文直钮印

续上表：

三、颁赐黄教高层喇嘛之云钮印

清朝统治者刚开始与蒙古人接触时，早已看清藏传佛教对蒙古各阶层的影响。故清廷为利用黄教从信仰上控制蒙古各部，在蒙古地区陆续设立了七个喇嘛旗，即：内札萨克蒙古锡哷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库伦旗），外札萨克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们汗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以及青海的察汗诺们罕旗。此外，在蒙古地区各札萨克旗也建了很多黄教寺庙，并为黄教寺庙高层喇嘛授予同蒙古各部封建王公相同的品级特权，以达到利用信仰和习俗教化蒙古民众的目的。这些喇嘛品级特权体现在清廷颁赐的印章上。清朝又为了统治黄教寺庙和各级喇嘛班第，建立了喇嘛印务处，还设立了札萨克喇嘛制度，并赐予这些管理层喇嘛特殊名号和印信。

据目前已发掘的清廷颁赐黄教喇嘛的蒙古文印多为云钮，即云钮为黄教高层喇嘛专用钮式，仅极个别黄教喇嘛印用其它钮式。目前学界已发掘的喇嘛印中龙钮印、狮钮印、直钮印各一枚。从其质地有玉质、金质、银质、银质镀金、铜质之分，且没有关防图记等低级印章，可以看出其级别已超出清代蒙古地区世俗官员印。

因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领袖，清廷为其颁发云钮金印，如八世达赖喇嘛金质云钮印和七世达赖喇嘛金质云钮印，方三寸四分（11.3厘米）。在乾隆年间，更是为八世达赖喇嘛颁发了交龙钮玉印，方四寸（13厘米），从其质地、钮式、尺寸看，是所有蒙古文官印中规格最高的官印。交龙钮为清代皇帝和皇后御宝专用钮式，当时只有乾隆“二十五宝”中的十七方御宝和皇后之宝采用交龙钮，可见八世达赖喇嘛在清朝统治者心中的地位。国师、京札萨克喇嘛和外藩札萨克喇嘛，均用银质云钮印，包括章嘉呼图克图、京城八大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蒙藏地区各处呼图克图印均为银印。也有个别呼图克图曾颁发银质镀金印，如罗布藏青饶江曲呼图克图银质镀金云钮印，是笔者已知唯一一枚银质镀金印，其尺寸不详。从质地看，上述印章规格均高于颁赐蒙古王公的虎钮银印，可以看出黄教喇嘛级别不比清代蒙古地区世俗官员差。这与清朝统治者利用黄教制控制蒙古的政策不无关系。

笔者已知有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印为云钮银印，方二寸四分（8厘米）。其余述法甘竹拉扒谟尔根那门汗印、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印、黄教欲兴办宝贝禅师喇果呼图克图印、总管锡哷图库伦喇嘛班第之印等均铜质。其中，述法甘竹拉扒谟尔根那门汗铜印和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铜印，均云钮，方二寸四分（8厘米），其尺寸与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印一致。而黄教欲兴办宝贝禅师喇果呼图克图印为铜质狮钮，方二寸七分（9厘米），厚九分（3厘米），总管锡哷图库伦喇嘛班第之印为铜质直钮，方二寸（6.9厘米），厚六分（1.9厘米）。

目前学界已发掘清代蒙古文黄教喇嘛印详情，请见表2。

表2 清代蒙古文黄教喇嘛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清代蒙古文官印主要以云钮、虎钮和直钮三种钮式为主，有少量的狮钮印和龙钮印。质地而言，主要以银质和铜质为主，以玉质、金质、银质镀金、木质印为辅。虎钮印是驻蒙古地区各边政大臣、盟长、汗、札萨克用印，多为银质，是清代蒙古文官印中级别最高的一类印章。清代蒙古文直钮印多为基层官员用印，级别较低，多为铜质。云钮印均为黄教喇嘛用印，质地种类丰富，有玉质、金质、银质镀金、银质、铜质。总之，这些清代蒙古文官印特点的形成，与清廷对蒙古地区所采用的各种政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