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礼志，李 丽

(延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是地方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着资源储备日益减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开采成本急剧上升、接续产业难以发展等一系列的压力与挑战，陷入“矿竭城衰”“矿竭城亡”的窘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由“中国奇迹”转向“中国新常态”，资源型城市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较早，相应的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发展以及相关问题的出现也较早，国外很早就展开了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迄今也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1]研究内容也主要基于四个方面：资源地区生命周期研究、资源地区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资源地区的衰落原因研究、资源地区发展对策研究等。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相比于西方国家起步较晚。在建国初期“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一大批资源型城市在极短时间内形成。这些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资源型城市改造与转型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大多学者过往研究重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而忽略创新驱动对资源型地区的关键作用。[2]

陕北地区是国内典型的矿产资源富集区。自1998年陕北地区被确立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以来，能源化工产业成为陕北地区的支柱产业，陕北地区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随着资源的开采，自然环境日益恶劣，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如果再继续放任能源工业的粗放发展而不重视生态治理的话，那么陕北地区依然逃不脱资源耗竭后再无发展动力的后果。推进陕北地区的经济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核心是科技创新，主体是企业，关键是人才，目的是增强科技进步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要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延安市和榆林市创建创新型城市的机会，加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制度创新是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外在拉动力。因此，从创新驱动视角研究陕北资源型经济转型对陕北经济实现追赶超越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陕北地区创新能力分析

创新能力体现了一个地区科技发展水平，主要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去测度。创新投入的主要测度指标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创新产出的主要测度指标包括专利申请授权数和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一)创新投入方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地区技术创新的主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创新投入状况。如表1所示，无论是延安市、榆林市，还是陕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出都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从2015年的7.65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5.82亿元，增长了两倍多。另外，从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投入强度)也在不断攀升，从2015年的0.20%增长到2019年的0.45%，翻了一番。

(二)创新产出方面

创新产出的测度指标可以从直接表现和价值表现两个维度加以考虑。一方面，专利申请授权数指标具有数据可靠、客观、易获得等特点，且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因此，选取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创新的直接表现；另一方面，创新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市场化的过程，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指标的重要性，选取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作为创新的价值表现。

通过统计数据可知2013—2019年陕北地区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整体情况，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自2012年国家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以来，2013—2015年，无论从专利申请数还是专利授权数角度，陕北地区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15年，国家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推广应用创新方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声明不受理个人申报，同一项目只能通过一个推荐单位申报一次。至此以后一段时间内，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在2017—2018年专利授权数占申请数比例大幅度下降；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对“创新驱动战略”的多次提及，得到创新主体的积极响应。自2018年后，专利授权数占申请数比重折线呈回升态势。地方经济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大势所趋，并且已逐见成效。

表2 2013—2019年陕北地区专利申请与授权数统计表

如表3所示，陕北地区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虽然在2016年有一个小的回落，但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从2015年的3.097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7.159亿元，翻了一番还要多。从延安市的情况看，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从2015年的1.057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389亿元；从榆林市的情况看，在2016年有个较大的回落，只有2015年的一半水平，随后逐步提升，到2019年达到4.770亿元。这些数据的变化也表明陕北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在不断提升。

表3 2015—2019年陕北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统计表

二、陕北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一)产业转型效果评价模型的构建

关于产业转型的两种解释，目前有两种：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组织、产业技术等发生显著变动的状态或过程；二是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分配，即如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从衰落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过程。总而言之，不论从哪一角度来解释，产业转型的宗旨和意义应该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的和谐发展。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层面，来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产业转型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如表4所示，构建的产业转型效果评价体系主要从产业成长水平、产业产出率、环境质量能力以及生态水平四个角度深入，探索陕北地区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分析。其中，三次产业结构比反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之间的转移变换，总资产增长率则是对产业结构变化之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测度，综合是对陕北地区产业成长发展水平的评估。由产出率计算公式：产出率百分比=投入总金额×(标准产出率-产出产品÷投入材料)×100%，选取投入总金额和产出产品两因素衡量产业产出率；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促进地区经济朝又好又快方向发展，除了考虑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我们应该兼顾环境保护。因此，在此处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层面，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来反映对工业固体废物的利用程度；选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来反映该城市的环境改善程度。[3]

表4 陕北地区产业转型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二)层次分析法介绍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用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各衡量目标能否实现的标准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合理地给出每个决策方案的标准权数，利用权数求出各方案的优劣次序。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系统模型的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2.构造判断(成对比较)矩阵。请领域内相关专家对指标体系中处于同一层次的指标按照一定的标度方法进行两两比较，其比较结果以1-9标度法表示，各级标度的含义见表5所示。

表5 判断矩阵的标度方法

3.计算指标权重。求出判断矩阵A=(aij)的最大特征根λmax及相应的特征向量Wo，Wo即为各指标的权重。

4.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

其中IR为随机一致性指标，Ic=(λmax-n)/(n-1)，为一致性指标，若Rc小于0.1，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所确定的权重较为合理，否则返回步骤2重新调整。

(三)数据来源及权重设置

依据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之上，对数据进行收集与整理。根据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可知，陕北地区延安市、榆林市均为资源型城市，所以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延安市、榆林市2010—2019年统计年鉴及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区域统计年鉴和陕西省林业局网站。

本研究主要是以成本型指标和效益型指标为主。指标数据需经过标准化处理，使各指标值均处于同一数据级别，进而可进行测评。关于各指标值的确定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即将目标分为多个目标，进而分解为多指标，形成一个层级结构，然后求得各指标的优先权重，最后求得总目标的最终权重，选出最优方案。其中，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以顶层指标为例，各层指标的具体权重见表6和表7。

表6 指标权重的设置

表7 各层级具体权重的设置

(四)评价分析

根据层次分析法，对产业评价体系构建的各层级设置权重，首先根据判断矩阵的标度方法对各层级指标进行度量，然后利用数学软件matlab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为RC值为0.0077，小于0.1，即证明度量指标设置合理。

根据以上分析，可测得：

=(0.112 0.092 0.080 0.056 0.056 0.025 0.031 0.057 0.066 0.051)

=(0.203 0.250 0.386 0.341 0.349 0.322 0.317 0.329 0.366 0.513)

=(7.232 7.240 7.782 8.150 8.266 30.577 25.687 16.895 35.251 35.251)

=(3.638 3.567 3.678 4.202 4.303 5.988 6.091 4.881 5.220 5.916)

R=(0.466 0.1713 0.1907 0.1713)

=(2.089 2.077 2.218 2.359 2.399 6.924 6.011 4.141 7.710 7.847)

根据以上测评结果，可以看出：

1.陕北地区产业转型成长水平效果并不明显。陕北地区的产业成长已经不仅仅是单一产业的发展，而是依据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等。目前多种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陕北地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还是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收入增长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主要原因在于陕北地区有丰厚的能源及矿产资源，这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的过度开采、加工、销售，短期内会快速促进经济发展；长期会因为挤出效应，使得制造业部门在生产、出口方面受到一定限制，最终完全被工业领域占据出口市场，即造成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结构单一。大力鼓励工业产业建设、增产的同时，再加上对建设第三产业的忽视，缺乏创新意识，会使得工业类一支独大，产业发展不平衡。

2.陕北地区产业转型产品产出率总体呈稳步增长态势，但增长速率较低。产品产出率的计算这一部分主要是从投入总金额(地方政府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入)和产出产品(陕北地区GDP)两个方面展开。陕北地区产业转型产品产出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体增长速率低。这一现象表明陕北地区为摆脱“资源诅咒”这一经济发展困境，目前形成的多种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陕北地区经济收入增长目前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转型结构调整不合理。

3.陕北地区产业转型环境治理能力自2010年以来大幅度提高。大量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不提高工业内部开采、加工技术的科技含量，会使得工业内部呈现粗放式增长，开采率低、加工效率低，产生工业废物、废弃污染物多，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未来也可能对当地人民生活安全造成一定隐患。综合测评结果来看，陕北地区在近些年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关注到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问题的严重性，也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措施使得环境逐渐改善。结合现实生活，这方面也卓见成效。

4.陕北地区生态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陕北丘陵沟壑区在九十年代以前水土流失最为严重。大量的水土流失还导致河道淤积、水库损坏、酿成灾害，从而致使经济贫困和水土流失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为改变黄土高原“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的旧面貌，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省正式启动平原绿化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长江流域防护林建设工程以及全民义务植树活动。90年代以后，陕西省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退耕还林在全国率先实施，国际合作造林项目逐渐增多。直至今天，绿色向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延伸了400多公里，三秦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陕北地区生态状况也由“整体恶化，局部好转”向“总体好转，局部良性循环”的转变。

整体而言，依据综合指标评价测算结果来看，陕北地区自2010—2019年产业转型效果变化明显，转型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三、创新驱动背景下陕北地区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

(一)优化产业结构

通过对比分析陕北地区2010—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无论是延安还是榆林，总体情况呈现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几近陕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一大半。不合理的开采及加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损坏自然环境。石油矿产资源本就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毫无节制的开采，终有一天会“坐吃山空”，会给陕北经济发展带来毁灭性打击。依据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民俗风光优势以及文化资源优势，经济转型发展可选择多种产业协调发展的多元复合模式，可以缓解当前能源资源过度开采的困境。从长远来看，此种模式会使得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朝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

(二)提升产业综合实力

提升产业综合实力的关键在于意识到陕北地区现存的资源优势都有哪些，准确对资源价值进行评估，并优化配置。化工能源产业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科技创新、产业建设为支撑，打造经济开发区、乡镇产业园、产业集群三大平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化、旅游产业方面，地方政府要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对其的引导作用，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及开创新型文化消费模式，进而打造一批有规模、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加强文化产业建设的同时，将文旅融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舞台，加强陕北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开发，加强营销宣传，让陕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旅游业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陕北地区相对落后地区而言，旅游既可以把客流引进来，又可以把陕北地区的特色产品、资源推介出去，促进陕北地区的发展。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推动产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把创新驱动作为解决陕北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核心动力。陕北能源化工产业的转型发展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推动能源转化产业链延伸。依靠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推动能源转化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能源转化产业向着绿色低碳、经济高效、安全可靠的方向发展。能源化工产业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是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政府充分发挥引导、调控、支持等作用。政府应大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必要时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方面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以产学研合作为重点，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坚持制度创新，完善资源管理体系，从制度上保障资源产业良性发展。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建立政企联动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型人才是进行创新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资源型企业在转型中一方面缺少具有相关创新能力与技术储备的人才，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传统技术人才过剩的问题。[4]要创新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一支较强的创新型人才梯进队伍，确保陕北地区科技创新人才保障体系和使用机制的落实。要落实和完善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加强创新人才保障制度建设。[5]近几年，延安市面对高层次人才推行“圣地英才卡”服务，切实做优人才环境，打通服务人才“最后一公里”，做好高层次人才在出行、户籍、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八个方面的服务。同时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全力做好“有中生新”“无中生有”两篇文章，相继出台了《延安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实施办法》《延安市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2018—2020)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从制度层面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提供了保障。

(五)扩大对外开放

适应经济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提高资源型城市开放水平，发展多元化战略，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势，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合理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且控制国外高污染、低产值产业向国内转移。[6]一方面，陕北要积极吸引利用外资，外资不仅能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本支持，而且可以发挥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充分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提高利用外资绩效，提升陕北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陕北资源型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海外并购，提升价值链，让更多的陕北能源化工产品和农产品走向世界，进而促进陕北地区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