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一例

怎么也没想到，我接诊的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那是2020年1月15日，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电话：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放下电话，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然后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门口等待。

远处，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警车在开道。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救护车的门一打开，病人下了救护车——自己走下来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像一个病人。他拿着一个背包，自己走下车，像是在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资料上写着他姓万，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老万是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省级定点医院隔离病区建成以来，收治的第一个确诊患者。

做完交接，我对老万说：“您跟我走吧。”老万没说什么，只摆一摆手，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老万漫长的治疗期前，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吹到外面的風了。

隔离病区在2楼，电梯从1楼到2楼只要几秒钟，我却觉得时间漫长。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特意看了看老万的眼睛，那双眼睛很空洞，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

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知道自己被确诊了，我也知道;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他没有看我，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门开了，他在等我先出去。

进到隔离病房，关上安全门，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我一边测体温，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老万抬起头，明显错愕了一下，甚至有点惊慌，定定地看着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不怕我吗？”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倒是你，你看到我这样，不害怕吗？”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我很感谢您，被确诊以来，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

因为得病，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这是非常真实且无法逃避的“被隔离”、被关进笼子的感觉。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因疫情而被追踪的确诊病人，这个角色转变来得太快了——忽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能走出去半步，谁都见不到;没有缓冲，没有过渡，确诊后就立刻被隔离，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万，你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心虚。在这样一个大阵仗、大环境下，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从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想和他做朋友。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病区筹建的时候，我曾站在隔离病房的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我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状态？我会有什么心情？我需要什么？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很难认出对方，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请几个专家会诊了老万的病情，为他制订了适合的治疗方案。我密切关注着老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每天固定两次，进病房和老万“话聊”。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目前谁也不知道明确的阶段或者说周期，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一天一天，恐惧、焦虑都会加重。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像老万这样的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全家都要被隔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每次跟老万聊天，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的状态。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或是信我的，我需要他参与进来。其实，感染性疾病的康复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将其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病人自己很重要。而对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有一天，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一见到我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着急地说：“您能帮我个忙吗？”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见过父亲。“现在我被确诊了，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理，脾气又倔，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特别不配合，因此非常担心。“您能帮我协调一下吗？让我老婆跟我父亲在一块儿隔离，这样也能照应一下，或者让他在家隔离。”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牵涉到两家医院，我也不能去干涉隔离政策，但是作为老万的朋友，我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明了情况。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答应尽量协调。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的父亲了。当天下午，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阴性，获准居家隔离。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老万没说话，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我正在用我的方式支撑老万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这场“保卫战”中。

老万是家里的老三，他自己在武汉，两个哥哥都在我们这座城市。大年初一，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他哥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给我拜年：“您辛苦了。我弟打电话都说了，我知道您很勇敢，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给您拜个年吧。”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真的差点绷不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战士，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但其实我也清楚，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分昼夜、不知阴晴、连续不断地工作，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想告诉老万，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别怕，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

（星 昂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呼吸在一米之外》一书，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