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优势。李老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二人继续深造，取得高学历后，如今都定居北京。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

但是在我听来，这4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并不尽是欣慰，相反，多多少少有些自我劝慰式的唏嘘。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李老夫妇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十年。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两位老人还经常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两位老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李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老两口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老两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而且，另一个也势必会跟着累倒。

这种担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李老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120急救车。老伴儿也想跟着急救车一同上医院，被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住。邻居也是好心，担心老太太跟到医院去把自己也急出毛病来。可是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家的老太太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依靠平时掌握的医疗常识，老太太理智地没有做多余的挣扎，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躺下后，老太太完全动弹不得，整个身子不受自己的支配。她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要完了。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黎明时分，老太太的病情才渐渐缓解。她始终不敢动，更不敢睡着，她怕自己一旦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邻居前来探视，再次叫来120，把老太太也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李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在北京生活，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的负担。但是北京的情况还是太特殊了。除了“北上广”，孩子们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生活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目前在北京的生活都算稳定，也都买了房子，这样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要说宽裕，则绝对算不上。

两个孩子买的房子，面积都是150平方米左右，合计下来，这两套房就将近1000万元了。买完房子，他们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150平方米上。因为太不容易，孩子们在心理上就格外珍惜自己的小家庭、小日子。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自私，但我和老伴儿都能理解。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的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谁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生活水平就立刻跌至小康线以下了。”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若是击穿了，就是在心理上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不能去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阴影。而且一个家庭，成員之间需要相对私密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我们也会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这样都不可行。即便我们住在北京了，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照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还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的时候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坚守空巢。

对于暮年生活，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设计。可现在看，我们当时的想法都太过乐观了。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那时我们想，我们在老年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可以游山玩水，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保姆照顾我们。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我们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十年，就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垮得这么快。年轻的时候做科研，玩命加班的时间太多，身体的损耗很大。这一点，算是个变量，我们没有考虑到。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

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在我们的思想里，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就是一个简单的雇佣关系，只要付得起钱，一切就会水到渠成。谁能想到，如今，请保姆难居然已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而且购买保姆的服务，这种交易方式，远远不像我们购买其他商品那么简单。购买家庭养老服务，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就这样接连换了4个保姆，最终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两个人相互照顾。

这里面没有不理性的因素，我们都是学理科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得来的。

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中的确有侥幸的成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更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变量，这一点，我们一厢情愿地没有考虑在内。

发生在老伴儿身上的危险，让我知道，现在身边有个人是非常必要的，起码不能让我们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坐以待毙。上次老伴儿被救，是因为我们防患于未然，在邻居家留了一把钥匙。邻居很负责任，我住院后，他担心我老伴儿一个人会有什么不测，一大早敲门问安，没人应门，这才开门且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伴儿。这种侥幸的事还敢重演吗？不敢了。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其实用不着，他们回来，并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这个事实，而且，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是理性的看法。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好在我还算比较克制，如果我也落泪，孩子们会感到震惊的。我从来没有在两个儿子面前掉过泪。孩子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无法理解如今的自己。

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孩子们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孩子们走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亲，而是这次事情发生后，我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变得空前浓厚。

我们俩的病床挨着，躺在床上，伸出手，正好可以牵住对方的手。我们就这样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连护士看到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比初恋的情人还要亲密。护士说得没错，我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今天这般情重。这就是相依为命啊。我们手拉着手，各自吊着液体，我觉得液体滴进我们的血管里，就融合在了一起。我还和老伴儿开玩笑，说这种感觉真好，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输进了双倍的药物，你的我也用了，我的你也用了，我们这次住院算是赚到了。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商量出了下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出院后我们立刻考察了一番，有几家养老院还是不错的，比较正规，主要是管理相对严格，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被组织管理着，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你要知道，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决定了，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对身强力壮的保姆，他们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入住手续我们已经办好了，现在只等养老院的通知。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

养老院，看来就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我和老伴儿总觉得是在和什么告别，情绪上不免有些低落。收拾收拾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说一些过去的事情。这套房子我们住得并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换的，也就住了十年左右，可是如今这就好像人生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驿站，从这個门走出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该进入落幕的倒计时了。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彼此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们独有的民族性格，而现代性，说到底是一个西方观念，所以，当我们的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候，独有的这种民族性格，就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撕裂感变得格外沉重。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顺序，扫描进电脑，为他们做成电子相册。我还买了两部平板电脑，把照片都储存进去。我想，有一天，孩子们也会开始追忆自己的童年吧。

要离开家了，我和老伴儿想了想，需要从这个家带走的东西，好像并不多。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是孩子们的照片了。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故 渊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一书，本刊节选，王 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