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雄

我开车经过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看见住院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老人。他见了我就挥手，示意我把车开过去。我拐进一段小坡道，里面是一个停车场，稀稀拉拉坐着或站着一些腿脚打着石膏、头上裹着纱布、臂上打着点滴的病人。

老人和周围的几个人挥手告别，一副慷慨从容的样子。在零零落落的道别声中，他打开了车门。费了很大劲儿，他才坐进车里，一边还自嘲：“当你老去时，一切都变得可笑。”我问：“您的健康出问题了吗？”他说他患的是肝衰竭，来做透析，正在等待做肝移植手术。他还说，这是医疗事故造成的，所以医院给了他优先权。“特权，我一生都在反对它。”他喘了口气，需要歇一歇才能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要死了，却获得一个特权。”我笑不出来。

他说话带着英国口音，吐字清晰，语调富有弹性，看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顺便把话题岔开：“你是从英国来的？”他哈哈笑了，高兴起来：“不是的，我是教戏剧朗诵的，辅导别人怎样在舞台上念台词，我说的是标准英式英语。”车内的气氛顿时轻松、随意起来。

我又问：“大概要等多久才能做肝移植？”他说：“你问了一个我不忍回答的问题。”我一时没听懂。他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我的幸存将基于另一个人的不幸死亡。我的任何盼生的念头，从理论上说，便是盼另一个人死。”我不禁肃然起敬：自己的命都不保了，他还在钻“生存还是毁灭”的牛角尖。

我竖起大拇指，说：“我尊重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