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劲，刘 勇

(1.武汉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2.广东工业大学 政法学院，广州 510520)

一、行动者视角下社区治理的福利介入与困境

在中国单位制逐步解体的过程中，社区建设受到了各地重视，并于近年转向了治理范式的新阶段[1]。同时，中国也告别了“保姆型”政府范式福利体系，重新定位后正建构着适度普惠型福利体系，重视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力量的介入与协作[2]。由此，“街道—社区”的基础载体意义凸显，基层政府加强民生福利职能来提升治理能力被强调[3-4]。即从最基础的社区层面引入治理和重构福利，福利治理成为了社区治理的必选项[5-6]。社区福利治理是指在社区层面各类行动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力量)对民众福利的介入、互动与合作[7]，共同实现福利目标。其含义包括了福利的来源、生产、供给、运转等全过程，并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应良性协作。现实中，中国社区福利治理已有一定成效，有各类社区服务供给主体和多种资源投入，且在公益慈善、社会救助、居家养老、卫生健康、公共文化等方面满足社区民众分化多样的需求；可惜互动并未达致真正的合作，民众能动性激发和行动主体间良性合作显得无力，社区治理格局远未成形[8-9]。

学界关注了社区治理成绩与困境并存的现象，以“国家—社会”、公共治理等视角予以分析，较为一致地强调国家权力逻辑的单方面主导性，实现了对社区的管控与工具性建构，并限制了社区自身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建成[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