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星, 马珍妙

(1.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2.中山大学 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3.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腐败是各国公共治理实践中难以回避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党和国家对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并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廉政建设进入新的高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大幅增加，通过“老虎” “苍蝇”一起打，先治标、再治本等策略，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在总体上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诚然，当前的廉政工作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尤其是在动员社会公众参与方面尚待提升。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廉政建设经验表明，对于腐败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之间通力合作，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如果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配合，政府的许多反腐败举措可能形同虚设，反腐败政策的执行成本剧增，实际效果也将大打折扣。而公众的反腐败参与度、对政府反腐败政策的配合度主要取决于其腐败容忍度[1]。当一个地区的腐败容忍度较低时，社会公众能够主动积极地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更愿意举报官员的腐败行为[2]，可对官员腐败动机产生威慑效果，同时也加大了腐败行为被发现和被惩罚的概率。而当一个地区的腐败容忍度较高时，社会公众缺乏配合政府反腐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有力监督，给腐败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安全的环境，可能滋生更多的腐败，进而对反腐败斗争产生消极影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