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定犯中扩张解释的限制适用
2021-03-01简筱昊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1期
简筱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两大核心机能。近代社会,古典学派为了克服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断等弊端,在启蒙思想的洗礼下特别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面临着可能造成大规模危害的系统风险(风险社会),[1]法益保护尤其是安全维护机能被提升至优先地位。典型特征是,立法层面,法定犯规定不断膨胀,处罚范围不断扩张;[2]司法层面,扩张解释技巧被广泛运用,以填补处罚漏洞。然而法定犯与自然犯之间,尤其是在与伦理道德的关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能否将在自然犯中获得适用正当性的扩张解释在法定犯中畅通无阻地适用,并非不存疑问。所以,有必要对法定犯的基本特性及其与扩张解释的亲疏关系做一番检视。
一、自然犯与法定犯的界分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并非不言自明。学界虽然一般性地承认自然犯与法定犯的概念,但是关于两者的区分存在量的区别说、质的区别说、质量区别说、区分不必要说的争议。[3]47-52作为本课题得以展开的前置性命题,必须首先回答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分的意义及其可能。只有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在理念和技术上具有可行性,扩张解释在法定犯中的限制适用才有可能。
(一)自然犯与法定犯的界分意义
鉴于文化背景与立法模式的差异,德、日对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分别从立法论和解释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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