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江

（1.台湾政治大学 公共行政学系，中国台湾 台北 11605；2.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中国的电子政务历经20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政府上网工程、电子政务服务项目到近几年的“互联网+政务服务”项目，各级政府开始尝试整合政府门户网站、政府新媒体（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服务平台等在内的电子政务服务渠道，甚至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资讯科技，以期提升公民的服务体验与满意度[1]，电子政务服务在各地渐成扩散之势。然而，地方政府基于何种逻辑供给电子政务服务？或者说电子政务服务水平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尚不及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体系、电子政务公众采纳等议题的研究那么丰富[2]9。在有限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资源条件、创新扩散、人因要素等视角的讨论[3−6]，缺乏基于行政组织因素的经验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问题的是：其一，自2015年开始，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开展政府网站普查、抽查行动，对不合格政府网站予以公开曝光，并启动问责机制[7]。上级行政压力（国务院启动网站普查、抽查行动）是否会促进地方政府电子政务服务能力的提升？其二，有学者基于跨国数据分析认为，政府透明度对政务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1，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地方政府场景？其三，有研究指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群体差异”（郁建兴，2011）的问题，这一观点是否适用于电子政务服务领域？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电子政务服务受公众服务需求因素的影响有限[8]，那其他群体对其影响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