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诗华

摘要：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各种通信工具（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微信/QQ/钉钉等）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及普及，使人们传统的工作模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本文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概念内涵、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相关测量方法进行一系列梳理，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

一、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概念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是指员工在组织无强制性的条件下，在非工作时间（上班前、下班后、休假期间）使用通信工具（包括终端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微信/QQ/钉钉等各种聊天软件系统）完成工作任务或者与工作相关的人（包括领导、同事、客户等）进行工作交流的行为。最早提出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通信工具的使用行为的概念的是Boswell和Olson-Buchanan J B（2007），后来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在Boswell等研究的基础上演化出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的概念。

二、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研究进展

学术界关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前因变量及结果变量的研究。

（一）前因变量

学术界目前对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较为成熟，Boswell等（2007）发现为了实现个人和职业的成功，拥有高工作抱负和参与度的个体更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在非工作时间保持与工作的联系，工作卷入、抱负和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信工具的使用正相关;Richardson和Benbunan-Fich（2011）分别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分析，发现角色分割-整合偏好、组织无线设备分布、组织工作规范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正相关;Diaz I等（2012）认为员工对移动通信设备的态度越积极，就越容易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移动通信设备与工作保持连接状态;国内学者张晓翔等（2013）发现以工作为中心的员工会增加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时长和频率，工作-家庭中心性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正相关;Lenka Duranova等（2016）认为责任感强的员工会积极响应组织连通期望信号，时刻保持工作连通行为;Gadeyne等（2018）认为员工工作-家庭边界管理偏好会影响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家庭边界偏好的员工不喜欢在非工作时间被工作相关事务打扰，工作偏好的员工能接受工作领域的渗透，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發生较为频繁。

（二）结果变量

学术界目前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结果变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员工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影响。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本文认同叶萌等（2018）研究的观点，认为可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进行考量。

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员工的工作领域，相关的研究有Leung L等（2011）发现通信工具有助于员工随时随地处理与工作相关的事务，提高员工的工作灵活度，提升工作效率，让员工感受到更强的工作控制感;Diaz I等（2012）发现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移动通信技术能提高工作满意度;Derks D等（2016）发现在非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提高非工作时间的家庭角色表现;Ragsdale J M等（2016）认为员工会在非工作时间内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到工作当中，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完成工作任务。

较于积极影响，学术界更关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虽然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有利于员工提升工作灵活性，但同时也增加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强度，使员工与工作保持“始终在线”，对个体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如心理焦躁、情绪耗竭、产生离职倾向等）。Olson-Buchanan J B等（2006）研究认为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预示着员工为完成工作任务，会占用家庭领域的时间和经历资源，从而无法承担家庭角色任务，甚至会导致工作-家庭矛盾的产生;Ayyagari R等（2011）发现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使得员工需“24小时在线”，以便随时响应工作的需要，增加了员工处理工作的时间和工作负担;Arlinghaus A等（2013）研究认为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员工的缺勤率正相关;国内学者马红宇等（2014）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心理脱离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Ter Hoeven C L等（2016）认为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可看作是一种需要消耗个体资源的工作需求;Ferguson M等（2016）发现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会弱化员工对组织的承诺，会引发员工的离职倾向;Zhenyuan Wanga等（2016）发现员工下班回家频繁使用通信工具处理工作相关事务，会引发工作-家庭冲突、家人不满等负面结果;潘清泉等（2017）发现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通信工具的使用会造成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的情绪耗竭和离职意向正相关;Xie Julan等（2018）以高校辅导员、企业员工为样本，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情绪衰竭正相关;刘文霞等（2020）发现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员工反生产力有正向影响。

三、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测量研究

学术界目前关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测量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第一类，主要针对行为特点。学者们提出关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测量应是个体的日常行为而非习惯，基于该视角下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Derks和Bakker在2014年提出的四种具体行为量表，如“在晚间我的手机有消息时我忍不住去检查”。

（二）第二类，主要针对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通过统计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借助通信工具处理与工作相关事项的频率和每天在非工作时间使用通信工具处理工作相关事项的时长来衡量个体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如Boswell等（2007）编制的非工作时间工作性通讯技术使用量表及Richardson等（2012）开发的工作连通行为量表。

以上兩类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测量方法，都能反映出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通信工具使用的状况，但是目前国内研究者更多的使用第二类进行测量研究。

此外，国内学者马红宇等（2014）在Boswell等（2007）编制的测量表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编，从员工的主动联系、被动联系及非互动性的角度出发重新编制了一套立足于中国国情并适用于中国员工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此量表因符合实际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被国内学者广泛使用。

四、结束语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在市场竞争中永葆活动，就要充分发挥企业人力资本的作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不可避免成为了我国员工工作的一种模式兼常态。企业应如何有效管理以规避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员工工作产生的负面影响呢？目前国内关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也相对较少，仅有的研究也缺少对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结果机制的深度思考。本文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概念内涵、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相关测量方法进行一系列梳理，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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