婕妤

众所周知，贵妃的杨玉环和歌妓的琵琶女是分别从白居易两首脍炙人口的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中走出来的美艳女子。时光虽已过去了一千多年，但是她们超凡脱俗的才艺禀赋以及令人扼腕的命运走向，却会在不经意间从历史的纱幔中呈现出来，同时呈现出来的还有白居易那颗悲天悯人的诗心及其宦海沉浮的一生。

《长恨歌》一诗作于元和元年，当时白居易正在陕西省周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生发而来。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白居易没有拘泥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结合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再加上大胆的虚构，继而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诗歌形式加以描摹，从而蜕化出一个婉转动人的悲剧故事。由于诗中的人物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产物，而诗中的故事则是现实中人复杂真实的情景再现，所以这首诗才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琵琶行》一诗创作于元和十一年，也是白居易被贬官任职江州司马的第二年，距离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时间已整整过去了十年之久。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凄凉身世，亦借此抒发了自己在政治上遭贬斥的抑郁悲苦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琵琶行》这部作品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时候年仅35岁，正值一个文学写作者的创作井喷时期，恰是李杨二人的悲剧爱情深深感染了他。于是，他用自己敏感的神经感受着唐明皇与杨贵妃罕见的爱情传奇，运用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调动行云流水般的想象力与创作力，再辅以“杳霭流玉悠悠花香”的诗歌语言，将一代帝王与其爱妃柔肠百结的旖旎情路，肆无忌惮地暴露在了高高的庙堂与远远的江湖之上！

我以为白居易之所以高调且满怀激情地大书特书李楊的爱情神话，并不仅仅在于他一心只想着为一代君王唱赞歌，而是他帮着帝王和宠妃褪去了他们头顶上的光环以及他们身上的黄袍，把他们彻彻底底地看成了两个普普通通的人，两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相思更有无奈的平凡人。都说无情最是帝王家，那我就要让世人睁开眼睛看一看，大唐帝国里君王与宠妃的爱情是如何的盛大华美，是如何的感天动地。虽然杨玉环最后的结局因兵变自缢而死，但是她留给君王的是“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漫漫长夜里无尽的思念;她留给世间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的文学艺术形象;留给后人的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般“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爱情誓言，都将被渴望真爱的人们千年传唱！

一个真正的诗人，他除了是一个诗人，还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者！

而白居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但可以仰起头来为身份高贵的杨玉环鸣不平，还可以俯下身来为青楼歌妓的琵琶女鸣不平，所以中国的文学史上才有了另一篇熠熠生辉的“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才有了琵琶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悲惨命运;才有了琵琶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精妙绝伦的乐曲演奏;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泣涕零如雨”;才有了一个政府官员对一名底层歌妓卓然才华的激赏、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与她的心灵相互碰撞而生发的共情！

毋庸置疑，《长恨歌》与《琵琶行》这两首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献给那个时代甚或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绚丽的丰碑！

如果说因为一首《长恨歌》，让年轻气盛的白居易火遍大江南北，那么郁积十年喷薄而出的一曲《琵琶行》，则是将白居易的文学地位推到了中唐时代文坛的顶峰。从富丽堂皇的宫殿到江州浔阳的江边，从大唐王朝的宠妃到夜泊客舟的歌女，白居易一路走来，又是如何地豪情万丈而又满目悲怆！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当时的白居易，身为一个江州的司马，职位相当于今天堂堂的副市长级别，他怎么可能低下自己的头颅与一位生活在底层的歌女互诉衷肠呢？他又怎么可能再一次调动起了自己全部的激情为歌女而尽情抒怀呢？

是的，面对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白居易没有表现出半点的优越，更没有显现出一丝的傲倨，而是把自己尊贵的身份降得很低很低，他以一种温情的目光平视着琵琶女，以一种“吾意独怜才”的疼惜之情与歌女同频共振。试问，一个诗人该具有一腔怎样博大的胸襟以及一颗怎样慈悲的心灵，才可以写出这般淋漓酣畅且荡气回肠的千古佳作。

不难看出，在以男权主义至上的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白居易是维护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人。

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何能为歌女无名氏写下《琵琶行》，又为何能为王的宠妃杨玉环写下《长恨歌》。面对琵琶女，他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同样面对杨玉怀，诗人亦没有流露出半点的自卑，更没有显现出丝毫的谄媚。他只是恰如其分地将贵妃身上所有光鲜的背景剥离，完完全全把她还原成一个平凡的女人，从一位文化人应有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从扼杀人性及毁灭纯真感情的视角为杨妃叫屈。白居易始终把自己的心和诗中人的心贴得很近，始终快乐着诗中人的快乐，悲苦着诗中人的苦悲。

记得台湾著名文学家柏杨有句名言“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是“既为君王唱赞歌，亦为苍生说人话”。当然，我并不是在指责柏杨先生的观点偏激，而是认为白居易在写作时可以把任何一个帝王将相或平头百姓还原成一个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因为文学的深层意义，就是对生命本质的无穷探索。

难怪在白居易去世后，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一位死去的诗人，能得到当朝皇帝的由衷赞美，这又是一种何等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总觉得白居易的诗中，始终有一颗自由、狂放、桀骜不驯的心，不端一丝一毫政客文人的架子，面对进入他视野的任何身份的书写者，所有的羁绊与藩篱都在诗人铺开宣纸的那一刻解甲归田。

因为从《长恨歌》到《琵琶行》，从王的宠妃到天涯歌女，白居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用辉耀史册的文学经典为我们树立好了一个万世敬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