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搏，丁考仁青，梁泽毅，Ahmad Anum-ali，杜梅，郑娟善，丁学智，2*

（1.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牦牛繁育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730050；2.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兽用药物创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730050；3.甘南州畜牧工作站，甘肃 合作747000；4.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预计到2050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1.5 亿，届时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陡然增加，尤其对动物蛋白质的需求［1］，而反刍动物作为一种“节粮型”经济动物，通过瘤胃微生态系统将人类无法直接利用的植物纤维发酵转化为高品质动物蛋白［2］。瘤胃内的不同原核生物（细菌、古菌）、真核微生物（原生动物和真菌）与宿主互利共生、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复杂的瘤胃微生态系统，可将纤维性饲料转化成挥发性脂肪酸（volatile fatty acids，VFA）的形式为反刍动物提供约70%左右的日常能量［3−4］。近些年来，动物学家尝试开发一类新型化合物用于精准调控瘤胃关键微生物群落及发酵体系，以期使瘤胃发酵朝更高效的代谢途径进行，但收效甚微，有时其结果往往与实践相悖［5］。研究表明，发育成熟的瘤胃微生态系统对宿主微生物群落具有很强的选择特异性［6］，这将意味着任何关于瘤胃调控的措施一旦停止，则瘤胃微生物群落组成、发酵体系将恢复到原始预处理状态［7−8］。同时，研究发现瘤胃微生物的某些特征不仅可以遗传，而且可能受到宿主遗传因素的影响［9］。然而，新生反刍动物瘤胃微生态系统的发育为这种复杂微生物生态系统的调控提供了潜在“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