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斓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溯源于宋代的疑辨思潮在清季姚际恒、崔东壁启发下，借晚清今文经学家之手得以兴盛，最终成为与西方近代文献批评学（the textual criticism）和实证主义思潮及日本“尧舜禹抹杀论”相通的古史辨派。

诚然，“疑古”是打破经学藩篱的重要环节，也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由于古史辨派疑古的关键方法是利用逻辑推演、理论论证等文本分析手段，对传世古籍提出普遍怀疑，从而使很多疑古派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偏误：将古书自身年代和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对古书形成的漫长过程视而不见，取晚不取早；在自身学术渊源上沿袭晚清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偏见，将《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一概斥为伪作……

为了拨乱反正，王国维与疑古思潮针锋相对。他提倡以新发现的出土材料为依据，证实、订补古书记载，并最终提出“二重证据法”。他在他的重要论文《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就以二重证据法为研究方法，利用甲骨卜辞对《史记》有关商代王室谱系的记录进行考证，并最终证实了《史记》等传世古籍内容上的可靠性，给当时甚嚣尘上的疑古派予以打击。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最早被称为“二重证明法”。该说初见于王国维1913 年所著《明堂庙寝通考》，但该部分内容后来又被删去。真正让二重证据法光耀于世的是王国维《古史新证·导论》中的一段话：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