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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注释文籍与词典之差异考论

2021-02-27王亚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4期

王亚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博学高才”“好古文奇字”,一生创作颇丰,涉及诗、赋、疏、表、诔、颂(赞)、小说类等,其辞赋被评为“中兴之冠”[1],在文学领域和训诂学领域造诣颇深。研究郭璞的现存注书,就必然要了解郭氏注书产生的背景。第一,郭璞处于两晋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人民流离失所、辗转各地,致使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交际的需要成为注书发展的动力;第二,古书语言博奥,难以理解,当时社会迫切需要对古书进行注解;第三,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自我意识不断强化,这促使文学作品相关的搜集、考订、笺注等工作也相应得到快速的发展。也即是说,魏晋战乱附带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人情风俗的变异都会导致种种情意交通媒介上的障碍和困难[2],这种情况必然会催发训诂学的产生。于是,注释古书日渐风行起来。[3]郭璞的一系列注书,譬如:《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三苍注》《楚辞注》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了。

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四部注书(后文皆称“四注”)保存相对完整。在内容上,郭璞四注囊括了繁多的动植物、器物、地理、方言、神话等方方面面知识。从风格来看,《山海经》郭注、《穆天子传》郭注不同于《尔雅》郭注,这是因为受到注疏意图、文化习惯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4]他所注之书为同时代人阅读《尔雅》《方言》《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清理繁难,同时对于后世学者的学习和研究也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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