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秋:代孕问题亟须立法规制
2021-02-26李卓谦
新华月报 2021年4期
李卓谦
近日,“某明星在国外代孕”的新闻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而就在不久前,另外一条关于“代孕”的新闻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国内一位代孕妈妈在怀孕后遭遇“客户退单”,待她生下孩子后因为某种原因无法给孩子落户,导致孩子成了“黑户”,无奈之下,她联系上孩子的“生物学父亲”,希望其能够出面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借腹生子”从技术层面成为可能,“代孕”便随之出现。日前,新华社曝光了“代孕地下产业链”。报道称,国内地下“代孕黑市”呈现畸形繁荣,因代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和风险也与日俱增。
我国法律中对于代孕做出了哪些规定?代孕行为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代孕所生子女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
“禁止代孕”立场明确,但现有法规效力不足
记者:在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代孕是怎样规定的?有哪些规制性条款?其法律效力如何?
刘长秋:目前,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未对“代孕”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关于代孕的强制性条款出现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部分明确禁止实施代孕技术。《人类精子库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指导原则》中“保护后代的原则”部分中的第5条也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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