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1895年左右，美国石泉镇华人祭祖，周围很多美国人好奇围观。　受访者供图

1784年2月22日从美国纽约航向中国广州的美国货船“中国皇后号”，它的六个月远洋航行开启了中美贸易的航路。　　　受访者供图

1925年从美国铁路公司煤矿退休要回国的四名华工，其中Ah Jin和Ah Him是石泉大屠杀的幸存者。　受访者供图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差别很大，这一点在他们的论文里边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中国学生、美国学生都是二十来岁，他们是两个国家的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更多工作是还原史实，呈现一种大的图景给他们，让大家明白以前发生过什么。”

1784年2月22日，一艘载着价值12万美元货物，包括人参、毛皮、羽纱、胡椒、棉花等的美国货船于纽约起航，经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历经六个多月，于8月28日抵达它的目的地——中国广州。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皇后号”，它开启了中美贸易的航路。

随同“中国皇后号”一同抵达的美国人山茂召写信将此行感悟告知华盛顿：“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当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返航纽约，载着中国的货物回美国贩卖，赚取了37727美元，利润率

达25%。首次中美贸易的成功作出了良好示范，随后“华盛顿夫人号”“哥伦比亚号”“马萨诸塞号”等商船纷纷来往于中美之间。“中国皇后号”承载着美国人对财富的渴望与对中国文明的幻想，但一百多年之后，被美国人称为“中华帝国”的清王朝却轰然倒塌。

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将这段历史讲述给自己的学生，但美国的学生们一片茫然。王元崇提及，美国基础教育各地各校采用不同的教科书，但通病是忽略对华交往的历史。2016年，在全球人文学科专业、社会科学专业注册人数下降的背景下，特拉华大学鼓励教师们开设新课，王元崇因此开设了“中美关系史”课程。

选课的学生多为大四的美国学生。“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鸦片贸易，不知道八国联军侵华里有美国，不知道有《中美望厦条约》，更不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派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全权外交公使是一个美国人。这些年轻人中无一人听说过上海公共租界、庚款留美学生，或是那个叫做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大使，并且除了毛泽东主席之外也说不上1949年以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名字。”

王元崇后来将部分授课讲义与研究中的历史故事写成文章，以“中美浮梦录”为题陆续在专栏上发表，后集结成著作《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以下简称《中美相遇》）于2021年1月出版。《中美相遇》主要呈现了中美两国自1784年相遇以来的脉络，王元崇从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讲述了东印度公司贩茶至美、广州民妇命丧珠江、蒲安臣使团、幼童留美、美国排华法案、慈禧“夫人外交”等历史事件。书中收入了153幅照片和插图，一部分是王元崇在中国、美国、韩国、日本、泰国拍的，还有的是通过史密斯图书馆、赛克勒博物馆等购买到版权印刷权。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差别很大，这一点在他们的论文里边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中国学生、美国学生都是二十来岁，他们是两个国家的未来，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更多工作是还原史实，呈现一种大的图景给他们，让大家明白以前发生过什么。知道过去才能把握现在。”王元崇谈及这本书的缘起。

王元崇所任教的特拉华大学正是美国新总统拜登的母校，拜登毕业于该校历史系和政治学系。拜登上任前，特拉华大学在推特上发出拜登的照片，并打出广告语：“学历史能够干什么？　学历史可以当美国总统。”而身为历史学者的王元崇对于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意义还在于寻找一种多元化的理解。

他在书中讲述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前世今生，在一桩发生在美西的排华惨案中呈现不同的人——参与调查的人中甚至包括一个美国人，并且担任中国驻加州领事馆的秘书，他支持中国人，并不反华工，也不反华人。调查惨案发生当地的那些目击者，有的也给调查者提供了非常多元、客观的描述。2020年3月疫情期间，王元崇在报道上看到有的美国大学要求留学生回家，他当即写信给校长。副校长、教务长、院长和英文培训机构的主任等人纷纷联系王元崇，表示绝对不会采取仇视或者反对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任何国际留学生的政策。

“事实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这边对中国留学生，对华裔、华人学者非常友好，跟一些美国政客流露出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每个人应该做到多元化地理解。”王元崇说，“我们还是要更多元地观察美国。我这本书从十七世纪初期讲起，就是要说明中国是多元的，无论是文化上、历史上、宗教上还是种族上，甚至领土意义上，我们都是很多元的国家；美国是一样的，美国曾经也发生很剧烈的变化，从十三州到今天五十个州的大国，我们在观察美国的时候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多元化，也应该照样看待美国的多元化。”

将“人”提到历史中更为重要的位置

南方周末：这本书的写法与传统的历史学著作不一样，更关注个体的故事和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不是限于学术范围内的讨论，这样的写作方式符合你的写作初衷吗？

王元崇：我在书中没有谈论很多理论，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较细致的历史事件（来叙事）。比如广州的一个民间妇女郭梁氏，在历史书上找不到这个民间妇女，她死了就死了，但是她故事的背后是美国商船、意大利水手，牵扯到中美《望厦条约》、香港问题和上海租界，以及美国在中国九十九年治外法权的存在。所以我通过这么一个小的角度，试图给大家呈现的是一种中美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最初的交往，他们是如何从对对方感到隔膜，到慢慢进行交涉，通过中间人完成互相认识的过程。直到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比如我的教室，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本身，也是一个中介，我有中国学生，有美国学生，他们一定程度上重复着历史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再认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实际关怀，我试图从一些历史的视角、长时段的方向，为大家理解当前的世界格局，特别是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帮助。

同时，也将“人”提到历史中更为重要的位置。比如排华法案是关于政策性的，但我聚焦到更为具体的人——华工的不幸。在与美国甜水县博物馆联系的时候，对方热切地希望这些华工的悲惨遭遇被更多人知道，所以很支持我的作品，免费为我提供了一些照片。有些资料甚至是难以查找到的，就连地方小报上的“豆腐块”他们也保存着发给了我。只有把人写活了，才能让读者感受到故事里的历史感。

南方周末：书中“老佛爷的夫人外交”一章对慈禧有区别于传统的呈现，你有何新的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王元崇：慈禧在中国的故事里多数时候以负面形象呈现，对她的总体评价通常是腐败无能、玩弄权术等，我认为这些评价不过分，不然她也不可能成为权倾天下的皇太后。“夫人外交”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签订，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慈禧带着光绪帝从西安回到北京以后，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危机，所以她以女性的方式开展外交。

当然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它一直都存在，康格夫人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信寄回美国，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北京信札》，呈现了她与慈禧的会面。康格夫人对这些事非常兴奋，记载也很详细，而这些是清宫档案不会记录的，因为这是慈禧身为女性方面的交往，当年女性依旧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与外国人的交流也很少。但这一回那么多宫廷女性去美国公使馆与外国女性见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也不可能实现。慈禧的目的说白了是想影响外交，也确实达到了一定效果。

康格夫人很积极也很配合，还为慈禧留下了油画，画中的慈禧年轻漂亮、雍容华贵，这张画如今保存在弗瑞尔艺术馆与赛克勒艺术馆档案馆。这张画也是当年“夫人外交”的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对中国以及中国历史的认知，让人感受到中国以前的皇太后原来是这样的，这种长远的效果可能是慈禧也没有想到的。

慈禧让这些公使夫人坐在炕上，拉着她们的手聊天，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皇太后，而是中国华北大地上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是一位生活化的女性。如果从清宫档案、官府公文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位冷冰冰的、手掌大权的政治家，但我想通过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历史上的人物。

“中国在当时不能作为主动的角色”

南方周末：清代实施了诸多政策，例如洋务运动、公派留学等等，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失败的根源在哪里？

王元崇：我在书中提到留美幼童，当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前总统格兰特都和李鸿章联系过希望把孩子们留在美国，我想其实留下也没什么问题，继续在这里读书学习，很多美国家庭也非常喜欢他们。但因为是官费留学，政府说要召回去，他们也只能回去。我梳理了回国之后这些留学生的命运，大多比较悲剧，虽然有些人在民国时期成为各领域的精英，但多数还是被埋没了，没有达到最初留学的目的。

谈及留美幼童这件事我的落脚点在于中国要保持开放的状态。留美幼童的结局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当年不那么开放造成的。那些做出决策的宫廷官僚对于外界的了解很少，不如当年欧美同僚们了解得多，甚至没有日本同僚了解得多，日本的外交官与李鸿章谈及这些孩子在美国留学日后回国一定会有重大作用，但没想到几年后全部召回去了。我个人觉得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年中国官僚对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

南方周末：在书中你对当下民间一些汉服潮流有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追求复古是一种短视，为什么？

王元崇：我的观点不是要得罪汉服的拥护者，还是有实际考虑的。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但从秦统一六国、元朝的民族大融合再到清朝，民族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再发生的。但为什么大部分少数民族同胞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反而汉族没有呢？　这个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汉族这个概念简单来讲是在清代相对界定出来的。清朝是满族统治的王朝，有八旗制度，在当时满汉存在一些对立关系，虽然不严重，但有所区分。明末清初的“反满思潮”很厉害，要把满洲朝廷打扮为一个异族王朝，在“反”的过程中，汉族的认同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我们生活在“反满革命”带来的比较大影响的语境里。

回归到汉服运动，我认为应该用更广阔的眼光去观察，汉族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融合而来，从明末清初到二十世纪四百多年之间慢慢被界定出来。

南方周末：从历史研究的脉络来看，美国在近代拓展中美国贸易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王元崇：总体来看在于国内因素，我们一直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当年美国发展对华贸易是因为遭受英国的围困，所以到中国来扩展资本市场。美国内部资本像卷烟事业发展就要去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多，可以在中国寻找消费市场，所以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相当成功。美国到中国发展贸易，是美国资本在全球寻找消费市场的结果，这是内部的动因，所以在我看来关系的发展或者政策的变化还是在于内部动因。

中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被称为“屈辱百年史”，晚清时期签订了那样多不平等条约，各项主权被侵犯，中国在当时不能作为主动的角色，缺少积极的动作，它本身的话语权、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对世界政治的参与程度都不够强。但今天的中国完全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是独立强大的，所以是完全不同的角色。虽然清代有消费市场、有资本，但不具有对外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晚清的条约没有哪个是自己主动签订的，都是被动的，损害自身利益的。如果要从那个时期吸取教训的话，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是在贸易竞争中获得话语权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