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翻译 马绎

1626年4月25日，瓦伦斯坦和他的新军在德绍易北河桥战役中击败了新教名将曼斯菲尔德的一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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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被认为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　　　　　资料图

以“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为开端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洲大战。德意志的人口从战前的1800万下降到战后的1100万，三分之一甚至极端情况下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战争导致的暴力、饥荒和瘟疫构成的“死亡铁三角”，令欧洲文明摇摇欲坠。

1998年是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350周年，而2018年是“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400周年，这两个时间点欧洲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现年78岁、任职于欧洲文化史研究所的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布克哈特（Johannes Burkhardt）把三十年战争称为“战争的战争”，他在论著《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一书中指出，这场“战争的战争”是欧洲近代早期“黩武性”的巅峰，由于其时间跨度过长，成为一场包罗万象的典范战争，在欧洲建构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建构一个多元欧洲的重要抉择。2020年底，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从和平史角度反思了这场持久而惨烈的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原本打不起来的战争。“战争不是敌对国家之间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发展不足的结果。”

“发生了的战争就在那里，军事暴力的过往无法从历史上抹去，于是，分析性或批判性地研究战争又被人们重新提上日程。”布克哈特认为，和400年前的三十年战争的首要问题是普世大国之争一样，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争霸战争的回潮，以达成其穷兵黩武的世界帝国之目标。他赞同现任德国总统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的观点：在当今和平外交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应主动寻求和平、协商的策略，特别是借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今天的和平努力提供历史研究方面的实践之利”。

“争霸欧洲的政治斗争”

南方周末：为什么关注400年前的“三十年战争”，它在今天被学界关注的程度如何？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被讨论最多的历史事件之一。流传下来的大量插图传单、编年史和世界文学将这场“战争的战争”带入了一种神话般高涨的记忆文化，199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350周年和2018年“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400周年都得到了大规模的纪念。这需要学界的批判性研究，进而触发新的、持续的研究热潮。其中，政治方面的议题和三十年战争对德国和欧洲的意义得到了重新评估，另一方面，战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战争感知也受到关注。一项全新的、继往开来的重点是，从历史学中的和平学视角对和平与战争本身进行研究。

南方周末：为什么把三十年战争称为“战争的战争”？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战争的战争”这一概念是我引入历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凸显三十年战争的漫长和艰苦。称其为“战争的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多场战争接踵而至或并行，使得战争拖了三十年之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欧洲近代早期的其他战争相比，这场战争规模最大、艰苦程度最甚。因此，“战争的战争”这一概念尤其适用于探讨战争与和平基本问题的全面模型。

南方周末：英国史学家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认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的宗教战争逐渐蜕变为争霸战争，你怎么看？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事实上，在德国媒体和公众记忆文化中，这场战争浩劫往往作为宗教战争而出现。史学界显然更熟知真相，强调的往往是战争中的政治利益。众所周知，自从1635年信天主教的法国开始与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打仗以来，它就不可能再是一场宗教战争了，加德纳等史学家将其阐释为争霸欧洲的政治斗争是正确的。我在这一问题上的阐释则更进一步。因为政治战线和宗派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匹配的。在经常被人们遗忘的意大利战场上，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多场法国和哈布斯堡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法国对敌对教派的支持也被掩盖了。那么，首先要指出的是：当德意志最重要的新教之邦萨克森与笃信天主教的皇帝并肩作战时，它怎么可能是一场宗教战争？政治阵营与宗教阵营之间的不匹配使宗教战争这一解读方式显得荒唐可笑。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宗教确实也是冲突的一方面，但是在三十年战争中，这只是次要冲突，而绝非主要冲突。

“悲剧的是，和平的尝试多年之后才获得成功”

南方周末：通常认为波希米亚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为什么你对此持否定态度？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我在第一章章首引用“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的铜版画，意在说明它是帝国中充斥着宗教和宪法冲突的火药桶。“导火索”只能起引爆的作用，前提是火药桶里的粉末够干燥。事实上，帝国曾度过宗教改革的疾风暴雨，也凭借1555年的宪法和宗教法规（译者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赢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休整期（其间仅有短暂纷争）。这样的帝国，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这样的日常政治挑战。彼时，延期的帝国会议、税收类型等问题正在解决中。面对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邻邦波希米亚发生的“布拉格掷出窗外”及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帝国的反应并不暴力，而是尽可能不偏不倚、限制冲突并居间调停。是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并没有引发战争，而是开启了并非全无希望的和平追求之旅。

南方周末：为什么从和平追求的角度反思一场持久而惨烈的战争？你是从什么时候关注到这场战争中的和平努力的？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恰恰是因为这场持久而惨烈的战争威胁到了文明。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思索，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他们难道真的没有尝试去避免这一威胁，还是说他们束手无策？　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尝试过！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他们曾找到多种避免或缩短战争并建构和平的有利手段，悲剧的是，这些方法多年之后才获得成功。

南方周末：你认为这是一场原本打不起来的战争，提到几次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的死亡或失去权力都极大地影响了战争与和平的进程，如何解释这种历史的命运难测性？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这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很难给出一般性答案。但具体情况可以具体分析：极有希望缔造和平的“埃格尔和谈”没能如期举行，其中有偶然性原因，即皇帝马蒂亚斯驾崩导致错过和平窗口期。结构性原因也有，欧洲大陆新秩序即将浮出水面，酿成根本性冲突，三十年都没能解决。但是，即使错过了“埃格尔和谈”这一避免战争的机会，我也没有看到开战的自动机制或是别无选择的宿命性。难道不能更早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吗？

和平的“套话”

南方周末：你谈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一个观点，“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虚构”。你用新约中“扫罗—保罗叙事”来讲述英雄瓦伦斯坦的“归化”故事。对瓦伦斯坦的评价，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真正的历史学总是在大量的历史传承中寻找意义。海登·怀特在喜剧和悲剧等可以追溯到人类学经验的创作体裁中看到了这一意义。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想法，但它必须扩展到其他文学形式，如反复出现、可以储存人类观念方式的叙事形式中。但是，与创造神话或自由创造的诗人不同，历史学家可能不得不尊重“原始资料否决权”。德国著名史学理论家赖因哈德·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也有类似表述。我试图将由大量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战争英雄转变为和平政客”的皈依叙事在瓦伦斯坦身上验证，并发现它完全符合互相矛盾的史料现状。瓦伦斯坦不想当波希米亚国王，不想拯救帝国，也没有病理性的精神错乱。他只不过是受皇帝之托制定了一份计划，又以帝国诸侯的身份制定了一份替补计划，目的是进行和谈以结束这场过于漫长的战争。瓦伦斯坦是一个务实的行动派，他在被皇帝暴力诛杀后才成为新闻界的英雄，进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角。而恰恰是他的战争对手承认并赞扬了他为和平所作的准备。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探讨了“和平语言”的问题，以及整合性和平“套话”的积极意义。为什么“套话”有积极意义？如何定义“套话”？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这里的“套话”是指在政治沟通中反复使用的预制语言表达公式。今天有人认为这样的套话在当时没被当回事儿，因为它们不是单独量身定做的。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们选用或避免使用哪些套话实际上传递出了特定的信息。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境下，整合性的套话以“友谊”“信任”“安全”等目标概念呼唤更高层面的共同点和共同体。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和平语言在帝国成员之间或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用来促进谈判。如今，当公然发生冲突会威胁到国际声誉时，仍然可以运用这种和平语言缓和冲突。

南方周末：你评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最重要的光辉成就。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战后格局为什么不能长久维系和平而只是更大战争爆发的休养生息期？它对今天还能产生什么意义？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欧洲国家秩序的基础，并将多国和平共处而非一国独大的模式提升为政治准则。但人们首先得实施这些准则，并从媒体和军事等方面防止霸权主义的回潮。这一切又带来了无数场新的战争、和会与和约，这些和约明显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蓝本，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其外交策略，例如使国际法合法化等。

对于德国历史而言，这也是宪法和平与立法宗教和平的修正。这些政治和法律法规确保了（德意志的）内部和平，推动其走上联邦制之路，熬过危机和浩劫，直到成立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宗教的“黩武性”

南方周末：你的另一个视角是从“国家建构”看三十年战争，这是从今天回顾的视角，还是当时某种程度有这种“自觉”？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你实际上提到了一个基本的史学问题。答案通常是，两者皆有或介于两者之间。具体而言，自上而下地建构国家是波希米亚人和荷兰人有意识的分离和建国行为。几大帝国争霸欧洲失败后才承认彼此是独立的国家。那个时代的政治学家就已经用上了诸如“主权”“国家理性”和“国际法”之类的术语。而将其整体视为完整的国家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是历史学家在回顾这场战争时才能认识到的。

南方周末：弗里堡大学的冈泰教授（Claire Gantet）曾转述你的观点，“战争不是敌对国家之间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发展不足的结果”。你为何持有该观点？两次世界大战是否与“国家发展不足”有关？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冈泰教授的转述准确无误。不过，这一观点是我近代早期全面战争理论的一部分，用来解释近代早期的“黩武性”。根据以前的观点，国家作为有效的、反复策动战争的机构对“黩武性”的出现负有责任。相反，在战争诱因和动机的类型学阐释中，“黩武性”则可以追溯到三个引发战争的弱点和体制安全上的国家过渡问题。在三十年战争中，首要问题是始终无法尘埃落定的普世大国之争，它阻碍了多国制在欧洲的和平建立。此外，面对王朝利益、商业和军事利益，制度化和自治方面还存在赤字，大国思维反复回潮。在欧洲和亚洲爆发的世界大战的确是争霸战争的回潮，以达成其穷兵黩武的世界帝国之目标。此外，新型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冲突也不可忽视。

南方周末：在政治和宗教关系中，你认为政治势力的规制克服了宗教间的冲突，而今天的欧洲，宗教情形比那时复杂得多，超出了基督宗教之间的范围，它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你对难民或移民问题有无担忧？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宗教间的互不容忍体现在要求一种排斥一切的真理，并通过武力强迫他人承认。在欧洲，这一问题确实通过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国家暴力和针对教派共存的法令解决了，如德意志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1598年的《南特敕令》等。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波希米亚战败后产生了大量政治难民和宗教难民，但即便在当时，移民还是应主要归咎于战争暴力和粮食危机，和今天一样，移民对社会也有利有弊。如今，对于欧洲，尤其是接纳了大量伊斯兰教移民的德国而言，在教派和制度方面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或许是正确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则更为复杂，宗教的“黩武性”始终取决于各国的国家类型和发展水平。

南方周末：人类的问题是否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战争和暴力解决？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我希望一切问题都不需要通过战争和暴力来解决。我个人拥有了这种幸福，能够生活在欧洲相对和平的时期，人的生活方式受到法制的保障，冲突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去化解。但欧洲并非始终如此，也非处处祥和。作为历史学家，我期待出现制止暴力的发展进程，即便是在杀伤性武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战争、暴力、革命也不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

南方周末：你经历过战争吗，你对战争的看法是什么？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就像海因茨·杜赫哈特（译者注：Heinz Duchhardt,研究近代早期史、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德国知名史学家）等德国历史学家一样，属于标准的“战后一代”。失去家人、饥饿和废墟、流离失所和盟军占领，使得战争成为我们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塑造了我们和平主义的基本世界观——永远别再打仗了，而冷战时期东西阵营的冲突、核战争的威胁则使得这一态度愈加坚定。许多历史学家不愿再去了解过去的战争，从而转向历史上其他更令人愉快的话题，就像我本人曾主要致力于帝国史、宗教改革史、经济史以及文化史、传媒史的研究。然而，不管你承认与否，发生了的战争就在那里，军事暴力的过往无法从历史上抹去，于是，分析性或批判性地研究战争又被人们重新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