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任一

罗任一是一干会议选出的中央干部会干事之一。四川资中县球溪镇人，1917 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3 年回国后，罗任一与陈毅等常借漆南熏任主笔的《新蜀报》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 年参加北伐，他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特派员。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他还担任过咸宁县政治监察员，大冶县县长。1930年8 月在上海参加农工党一干会议，罗任一被选为由25 人组成的中央干部会成员，与季方负责总务和联络工作。

1944 年后历任解委会执行局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咨议。

1947 年2 月，在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罗任一等9 人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1948 年，农工党中央指派罗任一前往西南地区做地方军阀的策反工作，迎接全国解放。返川前，罗任一曾向周恩来、董必武请教工作方针，并商酌配合工作问题。

罗任一住在成都原川军师长、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家里。经川军将领冷寅东、蔡军识介绍，在成都少城公园结识了进步青年彭大元，对他撰写的《新三民主义》很欣赏。1949 年初，罗任一在老家资中球溪镇介绍彭大元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让他把原来联系的群众和学生用“中华起民社”的名义统一组织起来，作为外围组织。彭大元发展了敬文温、谢震等为农工党党员。他们认真学习《中华论坛》上的文章。在邓演达纪念日，每个同志的上衣口袋盖下戴一朵小白花，纪念邓演达。

罗任一多次策动潘文华、刘文辉起义。1949年4 月初，刘文辉告知罗任一，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密令逮捕他，叫他赶快离开成都。罗任一回到老家资中球溪镇，国民党也派特务十余人乘摩托车到球溪镇抓捕罗任一，罗任一幸从后门出走脱身。罗任一再次到成都，蔡军识安排罗任一在杨森妻弟开设的大川银行内住宿，比较安全。4 月中旬，彭大元派武术高强的农工党党员何大显接罗任一到中江。他通过大川银行经理曾敬波带路找到了罗任一。罗任一持一记者证，自称罗又玄，是《华西日报》记者，将去中江三台一带采访。几经辗转，5 月2 日傍晚，罗任一到了中江县柏树乡。彭大元带着他朝小学教员向春海家里走去。向家母子两人，母亲守节，本朴谨细；儿子教书，忠厚待人；房屋宽敞，吃住方便；后有山林，隐退便捷，能够确保罗任一的安全。此时，罗任一化名是愈耿军，他们把罗任一说成是自己的老师，要母亲竭尽全力照顾好“老师”的生活，不得怠慢“亲人”。他自己抽空去乡场上溜溜，坐茶馆，进酒店，听听风声，即时了解伪乡府的动态，一旦有风吹草动，好马上将罗任一转移。

端阳节前一天，彭大元通知有关同志在柏树乡慈云寺面见罗任一。会议人员围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罗任一手拿一本地图，彭大元、敬文温等同志围坐一圈。罗任一严肃地说：“国民党倒行逆施，解散民盟，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党派，我党早已转入地下活动。根据我党在香港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壮大我党川北组织及其外围‘中华起民社’，以团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动员他们参加武装斗争，和中共并肩作战，策应解放。我们一定要尊重解放军，和他们紧密配合，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如已解放，我们的武装要服从他们收编，不得与之争功，这是中央的决议，不得违反。”

柏树乡地处中江县与三台县交界，虽地处偏僻，却是川北通往成都的一条捷径，地势险要，两县共管，为商旅、军队的必经之路。罗任一在柏树乡的近3 个月里，经常走几十里崎岖山路去召开会议，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宣讲革命理论与形势。足迹遍及中江、三台、射洪、蓬溪、安岳、江油、遂宁、南充等地。在罗任一、彭大元的努力下，发展外围组织“中华起民社”近3000 人，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有战斗力的骨干党员200 余名。1949 年6 月，建立了农工党川北地区委员会，罗任一代表农工中央指定彭大元为主任，并分别任命了敬文温为宣传部长，谢震为青年部长，杨克己为组织部长，向春海为后勤部长，陈嘉惠为妇女部长。

罗任一去川北前专程找到时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农工党党员刘宗宽。刘宗宽支持在川北发展组织和建立武装的计划，并愿在适当时机前去领导这支地下武装力量。后由于形势发展太快，未能实现原来计划。

1949 年8 月，根据迅猛发展的形势的需要，川北人民自卫军成立及第一次会议，在柏树乡慈云寺召开。刘宗宽任司令员、罗任一任政委、彭大元为副司令员分别在三台县的上新乡与古井乡，中江县的柏树乡与通山乡成立了四个支队，设有支队长与指导员，办事机构设在柏树乡街上敬浑如所开设的“集贤”茶饭馆内。

罗任一在慈云寺亲自授课，培训党员。他为川北人民自卫军拟定了十六字纲领性口号——“讲清形势、晓以大义，指明前途、攻心为上”。罗任一亲力亲为，由彭大元陪同，向大家作策反示范。他们选定中江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长和地方实力人物为目标，凡是经过罗、彭作了工作的，除个别坚持反动立场不予合作外，都表示愿为迎接解放效力。比如能左右古井乡局势的晚清秀才钟伯漆，曾任过国民党区长、县长和杨森的军法处长，不仅雄踞一方，在县上也是颇有声望。钟伯漆得知罗任一是留日学生，北伐时当过县长，抗日战争中曾任过中将咨议，同意见面。经过一番商议，钟伯漆表示，“一切听从安排。”

罗任一总结川北人民自卫军的任务：一是策应解放，另外更重要的是保卫家园。要利用熟悉地形地物的有利条件，以“虚张声势、闷棍打狗”的战术赶走或瓦解敌人。1949 年10 月中旬，根据罗任一指示，川北人民自卫军临时军区迁至三台上新承恩寺。他们发动群众抗粮、抗租、抗丁，搞得轰轰烈烈，震撼了中江、三台及附近县区，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川北人民自卫军和中共游击队互相配合，前后总计截获溃军上万人，武器计有山炮十门，迫击炮200 余门，轻重机枪200 余挺，步枪、卡宾枪等三千四百余支，炮弹子弹五十余万发，马匹若干，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数。后悉数移交解放军四野镇江部队。农工党川北组织还受中共地下组织工委邀请，配合其接收中江。

新中国成立后，罗任一任农工党西南特派员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协西南分会理事长、川西行署委员和川西土地改革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