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御外侮——农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奋勇抗敌

（一）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琪翔亲赴前线协助蔡廷锴指挥作战，并动员87 师、88 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农工党组织“义勇军”，编入19 路军补充团参战，固守太仓城；组织“后援队”，为19 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创办《自卫》杂志、《上海闷葫芦报》，揭露日寇罪行，鼓舞军民抗日。因得不到增援，19 路军面临弹尽援绝，在交通部邮政储金局工作的农工党党员杨建平，挪用该局巨额资金支援19 路军。

（二）参与策动“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 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蒋介石阴谋让19 路军和红军互相消耗。黄琪翔等农工党同志经商议认为，19 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这些看法得到19 路军领导人的认同。经过联络，19 路军与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代表19 路军签字的是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党员徐名鸿。

1933 年11 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反蒋抗日为号召，在福建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的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人是这次事变的策动者和参加者。11 月20 日，参加事变的各方面代表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22 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黄琪翔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11 位委员之一,章伯钧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贸易委员会主任，郭冠杰任延建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下辖省之一）副省长。

1933 年11 月，农工党参与策动“福建事变”，黄琪翔（图中③）担任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

在蒋介石集团军事镇压下，事变于1934 年1月失败。农工党参与策动、参加“福建事变”，不失为联合其他力量进行反蒋斗争的尝试，在此过程中农工党初步认识到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福建事变”等反蒋反帝活动遭遇失败与挫折，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1935 年夏，在日本的章伯钧等人在商谈中，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大家决定要重振农工党的组织。章伯钧写信告知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复信表示赞成，并提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至此，要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在农工党负责人中取得了一致。

1935 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同志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准备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族阵线。

1935 年11 月1 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会议决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以上述主张为核心，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等文件，选出了19 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

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确立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农工党的重大历史转折，表明农工党完成了认识上的飞跃：不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而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在1935 年11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通过《告同志书》，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四）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 年11 月，农工党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以促进联合抗日早日实现。1937 年6 月，农工党负责人之一彭泽湘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共叙国是。6 月12 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告知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合作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

为团结抗战，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到南京等地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谈判。在此期间，周恩来等同黄琪翔经常交往，周恩来希望黄琪翔发挥推动和促进作用。黄琪翔在这些交往中受到很大鼓励，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

1937 年8 月，黄琪翔夫妇（右三、四）邀请国共两党谈判代表朱德（右一）、周恩来（右二）、叶剑英（左二）、张群（左一）到家餐叙后合影。此照片是农工党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见证。

（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身全面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农工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

1938 年3 月1 日，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汉口璇宫饭店举行。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决定沦陷区组织凡能保留的，应尽力保留下来，坚持工作；后方组织应配合全国抗战，积极加强活动。

全面抗战打响后，大批农工党党员义无反顾奔赴抗日前线，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战。黄琪翔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 年“枣宜会战”、1944 年“滇西反攻战役”等重大战役，为消灭日寇主力作出贡献。

1938 年，黄琪翔（左一）与叶挺、郭沫若等人在汉口。此时黄琪翔与周恩来共同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参加抗日斗争。

季方在苏北苏中地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1939 年起，季方以“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的身份，动员苏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同新四军联合抗日。1940 年，电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管苏四区，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实现新四军苏北抗日部队东进至黄海边的战略目标。

图为1940年，季方（右三，时任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司令员）与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陈丕显（右一）等人在苏中根据地。

朱程在冀鲁豫边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农工党党员朱程到“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工作，率河北民军第4 团投身抗日，编入八路军，为开辟太行南区抗日根据地和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1943 年9 月，朱程在山东曹县反“扫荡”战斗中壮烈殉国。

图为1943年5 月，朱程（前左三）等人在河南新乡辉县。

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农工党在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地组织游击武装，展开抗日斗争。

（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

采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坚决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的拉拢与压迫,章伯钧表示要他单独参加政府不行，要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府，才算真正的联合政府。1940 年10 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整党通知》，清除党内意志消沉分子特别是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持超然中立的一批人，吸收了一批骨干参加组织，提升了战斗力。

1941 年，农工党倡议并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章伯钧当选为5 位常务委员之一并任组织部长。以农工党党员为主力，先后建立了民盟桂林核心小组、东南总支部、南方总支部、华北地下组织、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湖北支部、贵阳支部、上海支部、南京支部、广东支部、港九支部、成都支部。在民盟内部，农工党与救国会一起坚持比较正确的立场，为民盟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 年3月，农工党以章伯钧、丘哲为代表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章伯钧（右一）担任民主政团同盟常委。

1941 年初，章伯钧、丘哲代表农工党，在重庆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举行“两党会谈”。会谈后，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报告：农工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俄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共中央在1941 年3 月22 日编报的《政治情报》指出：农工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