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自晓，樊博琛

（1.广西桂海碑林博物馆，广西 桂林 541004；2.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蜀汉丞相，忠心辅佐刘备、刘禅二主，“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建兴元年（223）封“武乡侯”，卒后追谥“忠武侯”，故世人以“武侯”称之。正如梁衍泗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中所说：“詧夫捍菑御患，有德于民则祠；彰善瘅恶，有裨于风则祀。”［1］自景耀六年（263）后主刘禅“诏为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2］，千百年间，全国各地陆续修建了许多祭祀诸葛亮的庙宇祠堂，如“武侯祠”“诸葛亮庙”“诸葛亭”等。桂林古为岭南文化重镇，自秦通灵渠之后，便是中原文化进入两广地区的要冲之地。汉唐以降，宦桂士人渐多，加之人口南迁，儒家文化不断南传，对诸葛亮的祭祀也逐渐兴起。据史料记载，桂林宝积山武侯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明清两朝多次重修，后毁于抗日战争。

由于建筑已毁，迄今为止学界对桂林宝积山武侯祠研究是十分缺乏的，其他地方武侯祠的研究则有不少，如安建华《全国现存武侯祠初步对比研究》［3］探讨了全国现存一定规模以上的9座武侯祠的建筑形制、文化内涵；李红《从元代碑刻看元代南阳武侯祠》［4］通过四块元代碑刻研究元代南阳武侯祠的大致规模；冯岁平《清代陕西勉县武侯祠研究》［5］重点研究了清代勉县武侯祭祀礼仪及清明武侯墓庙会等问题。对于历史上曾存在过的武侯祠研究较少，研究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够丰富。本文试从古籍文字、历史图册、石刻文物及实地调查等方面着手，对宝积山武侯祠的人文地情、修建原因、历史沿革、主持官员、建筑规模等进行考略，并探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武侯祠”和“诸葛亭”之辨。对桂林宝积山武侯祠进行全方位研究，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促进地方民族团结、文旅融合发展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宝积山武侯祠的地理位置及修建原因

（一）宝积山的历史人文

宝积山位于桂林城北，唐代以前因山势“西阜高起”，形似卧龙，称为盘龙岗，又叫卧龙山。南宋绍兴年间，广西转运副使吕源在山下小坡立“桂岭”石碑，故名桂岭，又以其山石堆垒似珠宝，名宝积。明正德四年（1509），陈崇德在宝积山东麓题榜书“宝积山”。因山顶和山麓都曾修建有武侯祠，民国时也称为孔明山或孔明台山。

唐代以来，宝积山以秀丽的自然风光成为桂林城内一大游览胜地，山西北麓的华景洞“高广如十间屋，洞口依然”［6］。洞前有华景塘，“横塘深广，晨飘霞绮，夕丽金波，得水而观益增”［7］。宝积山以碟石奇秀、山林苍翠、湖光山色吸引着古往今来众多游人，“至于冠盖往来南北，望皇华之清尘，申折柳之余恋，非东之叠彩，则西之宝积矣”［8］。元代广西廉访司佥事吕思诚作《桂林八景》诗，第一景“桂岭晴岚”即为宝积山雨后初晴、岚气缥缈的如梦仙境。

宝积山上曾有不少赏游亭榭、名人胜迹和祭祀祠堂。唐代元晦曾建岩光亭，五代时马賨也曾建亭，明代有鲁班庙，明清两代修建有武侯祠等，如今这些建筑都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宝积山石刻作为桂林石刻的一部分，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宋、明、清摩崖石刻25件，与武侯祠相关的5件石刻已从原孔明台遗址迁移至桂海碑林博物馆，2017年被陈列在“桂城遗痕——桂林古代大型石刻展”中，以便后世更好地了解宝积山武侯祠的历史。

（二）宝积山武侯祠修建的原因

桂林既不是诸葛亮的生活区域，也不是其征战区域，唯一与诸葛亮有关的是《三国志》中的一则记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9］桂林当时隶属零陵郡管辖，所以世人于桂林修建武侯祠的原因就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宝积山蜿蜒起伏，形似盘龙，古称盘龙岗或卧龙山，诸葛亮号卧龙，二名相符。明代重修武侯祠的俞大猷认为，宝积山因名卧龙，才建武侯祠于其上，“桂林郡有峻山，古名卧龙，后人以其名之相合，结亭其巅，塑先生之像而时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10］。明代张鸣凤①张明凤.桂胜·卷三·宝积山记载“诸葛之祠，无亦因岗名与‘卧龙’微相似也”与曹学佺②曹雪栓.广西名胜志·卷一记载“名其地为盘龙岗，诸葛之祠无亦因是起兴？”也持同样观点。宝积山风景秀丽、游人如织，在此建庙，影响力比较大，历史上也曾建有其他建筑，有集群效应。另外明清两代按察使衙门就在宝积山脚下，也便于官员带领乡民祭扫。

二是宝积山作为桂林城西北部的一个制高点，自宋代起便成为桂林军事防御的重地，南宋时曾修建城墙，并设藏兵洞、瞭望台及炮台，明清两代又有扩建。诸葛亮戎马一生，南征北伐，尤其是平定南中对滇、黔、桂等西南地区影响深远。诸葛亮恩威并施，“七擒孟获”的故事深入人心，同时采取宽松的羁縻政策，任用当地大姓为官，不在当地留守官军，不从当地运走粮食。在西南少数民族百姓看来，诸葛亮的仁慈与以前汉军的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内心产生对诸葛亮的感激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感演化成一种崇拜。明代广西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官员在宝积山修建武侯祠，祭祀诸葛亮，希望借助文化认同，达到靖远镇边、威慑并感召少数民族的目的。明代孔镛《桂林诸葛亭》诗曰：“宝积山巅诸葛亭，澄清百粤仗威灵；登临一笑天风至，吹散狼烟万里清。”［11］正是最好的例证。广西其他地区如桂北广福王祭祀③据汪森《粤西文载》卷三十七·义宁惠宁庙碑记载“神曰武当，刘蜀时偕诸葛武侯亮南征牂牁蛮，追奔逾岭，而神乘暴涨西入，溺死知慧源”。，融县诸葛营、铜鼓滩，思恩县（今属环江）诸葛堡都与诸葛亮有关，尽管这些都是附会而来，但却带着借用武侯英名，威震、感召各地少数民族的意味。

三是感慕诸葛亮“轻徭薄赋”的思想和“鞠躬尽瘁”的精神。赤壁之战后，刘备任命诸葛亮督办零陵、桂阳和长沙三郡的赋税，“桂林即零陵属地，深恩厚泽有及于桂，故桂人思之慕之”［12］。诸葛亮曾说：“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伐。”［13］此时的他审时度势，懂得“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故“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14］。桂人以此感念诸葛武侯的恩泽，遂建祠祭祀。

诸葛亮一生忠于蜀汉政权，亲身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历代人臣所追求的。而明清两代的广西按察使司衙门正设在宝积山脚下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官员常会登上宝积山，瞻仰武侯祠，抚今追昔，有不少凭古吊今的诗文流传后世。武侯祠也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多次重修。

二、明清时期宝积山武侯祠的修建及考论

宝积山武侯祠的始建年代，目前史料中最早记录的是嘉靖《广西通志》所载：“桂林诸葛亭在宝积山绝顶上，都指挥使耿良建。”［15］洪武十三年，明廷“以广西都指挥同知耿良为都指挥使”［16］。洪武二十年，因欺压百姓、勒索属下、贪墨钱财等二十余罪，“降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为驯象卫指挥佥事”［17］。可以断定耿良修建武侯亭的时间在洪武十三年至洪武二十年之间（1380—1387）。自明洪武年间耿良修建武侯祠之后的460余年间，明清两代有史可查的重修就达11次之多，其中明代（含南明）5次、清代6次（见表1）。

表1 明清时期宝积山武侯祠修建一览表

（一）重修时间考略

宝积山武侯祠的大部分重修时间在地方志或者碑文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是有两次重修的时间并不清晰，其中一次是嘉靖末年由巡按御史朱炳如主持，总兵俞大猷及众官员合力而修。徐霞客在明崇祯十年（1637）登上桂林宝积山，于荒草中发现孔镛及俞大猷重修碑，“顶南荒草中有两碑，一为成化间开府孔镛撰文，一为嘉靖间阃帅俞大猷修记”［18］。孔镛碑现立于宝积山顶，碑额“重修诸葛武侯祠碑记”字迹尚清晰，碑文已模糊不清。俞大猷碑文《重建诸葛亭记》见于何乔远所辑《皇明文征》中，“大廵，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风，议重建之”［19］。朱炳如号白野，嘉靖末隆庆初巡按广西，俞大猷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广西总兵官，“命原任广东总兵俞大猷仍总兵官，镇守广西”［20］。另据徐霞客记载，此次重修的时间应该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另外一次是清康熙年间广西按察使黄元骥重修。这次重修只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黄性震的《重修诸葛武侯亭记》中有提及，“虽曩为家弟元骥任此修葺，然居山矗，当浃岁，为风雨飘摇”［21］。据嘉庆《广西通志·职官表》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黄元骥，福建晋江人，按察使”［22］。康熙二十三年（1684），“黄性震，金浦人，按察使”［23］。黄元骥重修的时间应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之间。“浃岁”意为一年或经年。

自明洪武十三年（1380） 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的12次修建中，两次重修时间间隔最短的只有“浃岁”即一年，最长的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到道光十九年（1839）之间的106年。平均38年就要重修一次，反映出明清两朝都十分重视对武侯祠的维护和对诸葛亮的祭祀。顺治时期，南明永历小朝廷活跃在广西、贵州、云南一带，直到康熙初年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昆明，清廷在广西的统治才基本稳定下来。出于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向大众宣示朝廷正统地位、训示百姓忠于清廷的需要，清朝非常重视广西当地长期流传下来的先贤祭祀传统，其中重修武侯祠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康熙朝就重修了4次。虽然从史料记载看，重修武侯祠属于四任按察使的个人行为，但是与当时国家的执政方针和重儒导向是分不开的。

（二）主持修建人考略

历次主持修祠的官员中九人为按察使，这与武侯祠所在的宝积山是明清两代广西按察司后山不无关系。臬司衙门官员平日常登宝积山，一览桂林美景，拜谒武侯祠时，但见其破败，心生感慨之余，便会重新修缮。

明代6次修建武侯祠，出现了3名武将，分别是洪武年间都指挥使耿良、成化年间副总兵王受和嘉靖末隆庆初总兵俞大猷，这与当时广西风起云涌的少数民族起义有关。明代广西农民起义不断，并且持续时间长，对明朝的统治产生极大的震动，如古田起义、大藤峡起义等，都持续两百余年的时间，朝廷被迫抽调大量军队进入广西作战，这在修建武侯祠上也有体现。成化十七年（1481），镇守广西太监刘 抵桂，即为镇压荔浦少数民族起义，三年后才平定，“时值荔浦洞蛮窃发，跳梁平乐、恭城，方整举军旅，往讨其罪，弗果。越三年寇息”［24］。而俞大猷调任广西总兵，则是前来镇压古田韦银豹起义的。相比于明代，清代重修武侯祠的官员中则没有出现武将，除了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修建外，其余均是按察使或副使这样的文官，反映出清廷在广西的统治相对稳固。值得注意的是，在极其动荡的南明时期，自署“按察使”的□济曾重修过武侯祠，由于时局的影响，修了近八个月才完成。在朝不保夕、党政不断的南明小朝廷中，□济仍不忘武侯圣德，自费重修祠堂，并且希望后人能够继续修缮并祭拜，“嗣而葺之，是在后人”［25］。明清时期对武侯祠的修建持续不断，无疑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当然如此频繁的修建，也与宝积山上风雨侵蚀较为严重，对木质建筑的破坏比较大有关。

（三）建筑规模考略

从全国现存的武侯祠规模来看，大部分都有两到三进甚至更多的亭院，且立有诸葛武侯及其他人物塑像，建筑大气古朴，气氛庄严肃穆。而宝积山武侯祠今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史籍及碑文的片言只语中管窥其大体规制。明洪武年间耿良初修时，曾“塑武侯像于中”［26］。成化二十一年（1485）刘重饰武侯像，“又为之龛，以避尘岔”［27］，即在塑像外增修了神龛。明崇祯九年（1636）重修时，“痹者堵之，欹者翼之，圮者扈之，榱桷之骞、涂塈之剥，缮治而丹碧之”［28］，可见对屋顶、房梁、墙体等部分进行了大修，还饰以彩绘，设有祭祀用的悬钟以及其他器具，“钟虡俎豆，焕然一新”，这时的武侯祠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殿堂及祭祀用具一应俱全。南明□济重修时，出现了窗户、建筑构件的描述，“象设亦陋，且雀巢斗拱，鼠窜古瓦，将不蔽风雨”“开窗而四望，似为改观”［29］。康熙二十三年（1684），黄性震描述了墙体和陪祀，“顾四壁遗刻多唐贤”“亭左右三官、关圣、马王各祠摧朽”［30］，证明此时武侯祠已经有了附祀祠。康熙五十一年（1712），王用霖“并附祀之祠，均修葺焉”［31］，将大殿及附祀祠修葺一新。从这些仅有的记载看，武侯祠有一个逐步扩大和完善的过程。规模最大时，曾是一个有殿堂、武侯像，并附左右文武、关公等祠，设有祭祀礼器的建筑，具备比较完备的祭祀功能，建筑形式有斗拱结构、瓦片铺顶等。至于“附祀之祠”是在武侯祠内还是祠外，它们的形制如何，每次重修的武侯祠建筑是否较之前有所改变，以及扩建或缩建等问题，则无从得知。

从重修工期和费用上看，武侯祠规模不大。在目前的重修记录中，只记载了四次重修武侯祠的工程时长，从表1可以看出，工期从不足一个月到八个月不等，一方面与出资多少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重修的规模有关。前两次主修者分别是广西镇守太监刘 和广西巡按御史朱炳如，不是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就是地方军政首脑，所以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藩司诸公从而力赞之”［32］。尽力修缮武侯祠，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工，说明工程量及建筑的整体规模不大。而靠地方官员自己修，则时间稍长，刘伸在崇祯年间从春天修到夏天，动荡的南明时□济重修达八个月之久，工程可能是时断时续的。

关于重修经费，有关记载不多，而且都只是记录出资方，没有具体说明出资数量。政府出资的只有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修建，其余重建多是官员个人出资或集资，比如俞大猷碑记载广西布政使衙门官员“力赞之”；明崇祯九年（1636），按察使刘伸、按察副使王育德“捐所俸羡”［33］；南明时，□济“爰捐俸余，饬故而新之”［34］；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黄性震“节俸所入”［35］。明清两代官员俸禄是比较低的，官员捐献自己的俸禄就可以修缮武侯祠，说明维修经费数目不大，这也从侧面说明武侯祠规模不大的事实。另外山顶面积比较狭小，也不可能建设气势宏伟的殿堂式建筑。

三、“诸葛武侯祠”与“诸葛亭”之辨

关于宝积山武侯祠，历史上有两种称谓，即“武侯祠”或“诸葛亭”。“祠”与“亭”本不是同一类建筑，祠是为了纪念名士或者祖先而修建的用于祭祀的建筑，一般建设比较复杂且庄重；而亭多作为景观建筑，修在路旁水边或山上供人休憩、纳凉、赏游或是纪念，多是有顶无墙或比较简单的建筑。这两个称呼在历史典籍中是混用的，不仅出现在历史地图上①嘉靖《广西通志·图经上·桂林府图》及万历年间杨芳纂修《殿粤要纂·桂林府总图》都标注为“诸葛亭”，万历《新镌海内奇观》卷十引罗一贯绘《桂海图》在宝积山顶有亭台式建筑，《桂海图说》记载“祀诸葛武侯于巅”，仅有雍正《广西通志·舆图·会城图》标为“诸葛祠”。，有时还出现在同一本地方志中。比如嘉靖《广西通志·山川志》称“诸葛武侯祠”，《宫室志》称“诸葛亭”；康熙《广西通志·坛庙志》称“诸葛武侯祠”，《宫室志》称“诸葛亭”；雍正《广西通志·山川一》与《坛庙志》称“武侯祠”，《古迹志》“诸葛亭”；嘉庆《广西通志·建制略十六》称“诸葛武侯祠”，同书《胜迹略四·宅署二》称“诸葛亭”。

地方志中如此记载，有一种可能就是同时存在“武侯祠”和“诸葛亭”两个建筑，同属于武侯祭祀建筑群。参照其他武侯祠的规制，“亭”在前，相当于整个祠堂的前殿或者过殿，也可供人休息；“祠”在后，是大殿或者正殿，一般正殿才会立诸葛像用来祭祀，而以上明清方志均是在“诸葛亭”条提到耿良塑诸葛像于其中，说明极有可能是同一个建筑的两种称谓。又因其在山顶俯瞰城池的位置，兼有观景的功能，如明代黄芳诗云：“四山缭绕郁孤亭，亭山风烟白昼冥。”［36］汪森《粤西诗载》所辑六首明代文人作《桂林诸葛亭》诗，多是凭吊武侯，抒发敬仰或感伤之情的，其中唱和诗描写了文人在此举行送别宴会的往事，黄润玉《桂林诸葛亭》云：“九日追陪宴此亭，悠然遐思入鸿冥。”［37］陈辉《桂林诸葛亭》云：“会晤相亲即为乐，不需分手叹晨星。”［38］这种雅集宴饮的活动出现在诸葛亭附近，说明在时人看来这个建筑或建筑群是具有休闲赏游功能的。宝积山武侯祠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精神，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在此举杯遥祭、畅意抒怀，这对当今桂林旅游业转型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对于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品质十分有益。重建宝积山武侯祠等历史建筑，重启祭祀等活动，不仅可以增加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核价值，还可以与阳朔等地诸葛后裔祭祀相呼应，对于盘活名山胜景，进一步推动桂林各地方的文旅发展大有裨益。

综观之，笔者认为宝积山武侯祠应是一个兼有祭祀诸葛亮和游赏观景功能的建筑或建筑群，至于文献中出现的“祠”“亭”，应是指同一建筑或建筑群。这种将先贤崇拜习俗与桂林山水文化相结合的建筑，与其他地区院落齐整、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武侯祠相比有很大区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宝积山武侯祠在明清两代四百多年间十二次修建，最终毁于战火。如今只在宝积山顶留有三块石碑，一块是1994年立的“古炮台遗址”；一块是明代孔镛的碑记，仅留篆书碑额“重修诸葛武侯祠碑记”，如今也已日渐模糊；另一块仆倒在地，碑身断裂，文字不辨。在南麓登山道上的石板中，还砌有一块残缺篆书碑额“重修诸□”。宝贤中学内的孔明台遗址已是草木丛生，无从辨认。宝积山武侯祠已经淹没在历史烟云中，但是诸葛亮的精神遗产一直流传至今。2014年12月，诸葛后裔祭祀习俗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诸葛后裔广西阳朔诸葛亮研究会会长诸葛保满先生曾发文倡议在宝积山重修武侯祠，建立纪念诸葛亮及廉政教育的基地，所谓“锦官城下桑田变，宝积峰颠草树香”［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