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伟

《启功的〈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课》（以下简称《专题课》，引文除特别标注外，均出自该文）一文，系启功先生1981—1982学年下学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课的记录稿，由北师大78级校友章海生、李卓文老师笔记，李修生先生整理，分上下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1期和第2期。

启先生先后开设过以唐代文学、明清诗文为主的文学史课，课程讲授经整理辑入《启功讲学录》。其中于元代文学涉猎极少，但已涉及元代诗文于唐宋尤其是明清文学相承相续的关系，均可与《专题课》相发明。因此《专题课》的刊出不唯对研究元代文学，而且对系统了解启先生文学史写作，也有积极意义。

一

如李修生先生《元代诗文面貌的再认识——读元白先生〈元代诗文研究专题〉讲学录笔记》（《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3期）一文所指出：“这份笔记不仅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元代诗文，而且使我们思考什么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启功先生元代诗文的研究方法，当然可作多方面的阐释，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启先生特别强调的就是所谓“离经辨志”：“离经”，即把经书句子能断开，“辨志”，即能理解意思。

“离经辨志”典出《礼记·学记》，但具体理解启先生所说的离经辨志，还需要回到其自身的学术经历和素养。我们知道，启功先生不只是一位杰出的文史研究学者，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语言学家，而且，其语言学是得自于长期的古典文籍的优游浸濡。启功先生尝回忆早年标点白文《古文辞类纂》《文选》等典籍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相信汉语特别是古汉语许多语言规律是西方“葛朗玛”（按即“Grammer”）所不能够解释和范围的，其《汉语现象论丛》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结晶。在这部书中，启先生探讨了古汉语句型和句子中字数自由伸缩及语气和语义关系等重要的语言学现象，他特别重视诗句和骈文句中语法和修辞密不可分的关系（参《汉语现象论丛》“前言”和“古代诗歌骈文中的语法问题”部分）。这些观点与郭绍虞先生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及相关文章所揭示的由汉语语言文字的所谓“弹性作用”进探汉语语法修辞结合的思路几乎完全一致。从启先生的自述看，他并未受到郭先生的影响，这种契合也许可以从他们经由文学、文学批评史研究而介入语言学研究的相似历程得到解释，这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楔入到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专题课》有启先生让学生标点元好问、姚燧、戴表元、虞集等无注例文的记录，很明显启先生是希望将自身的研习经历延伸到教学，借此使学生对汉语语言文学的表达特点有具体、生动的认识和把握。启先生说：“读古文，标点是重要的。”他又说：

今人断句是断语义，古人只标语气。语义与语气不尽相同。我们今天用的是西洋语法，古汉语往往套不上。本文第一句，“尝谓天下之人光显其家者”，要按古人，“尝谓天下之人”可断，按今天不应断。这样念，实在抻得慌。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有人说，而字上不能标点。诗，就不能按古文标点。所以语义、语气应兼顾。

这些均可与《汉语现象论丛》相关论述相参照，表明启先生语言学研究是直接地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与其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并指向文学研究的。启先生所谓“离经辨志”就是希望在充分认识汉语语言文字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史研究。只有立足于这个角度，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启先生“离经辨志”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二

据李修生先生回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启先生和他谈到过文学史研究的设想，启先生准备从文字、声律开始，从中国古代文学情况的实际出发研究一些问题，以参与改变一些流行的理论、史著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问题。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等应该就是这种想法的前期工作。可惜，启先生的设想最终没能完成，但从他现存的文学史讲授记录来看，其观念已经贯彻到包括元代文学在内的文学研究中。

启功先生论元代诗文，核心在于探讨元代诗文承先启后的意义。就文而言，其“先”溯自韩愈，他在《启功讲学录》第一编论文学之“唐代文学运动”就曾经指出：

韩愈的古文并非真正提倡用古文写作，而是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书面语言进行写作的，其中也偶尔用了一些当时的口语。

这段论述采自陈寅恪，但其中也有启功先生独得的体会，他讲韩愈“以诗为文”“以‘笔救‘文”，真是创见，非明达古代各文体之表达特点不能道。他认为元人所做的工作是“在韩愈开拓道路的基础上，加工提高”，“加工提高”的方式，就是“艰涩古奥取消”，启先生说：

元朝人比韩愈更进一步，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我国方言复杂，说了别人不懂，可写出来别人懂。如我们说“喝茶”，福建人说“饮茶”，《说文》是“饮茶”，说“喝茶”福建人不懂，说文言“饮茶”，福建人懂。所以，毛主席说“饮茶粤海未能忘”。我国这么大地域，维系语言交际是书面语。通行通俗文言文完成于元代。我叫它为净化的、柔化的、规范化的文言书面语。元朝人的文章在语言上起定型的作用。

李修生先生认为：“从中国通语发展的这一角度研究元代散文，是過去没有思考过的。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是很正确的。启先生所说的“通语”来自于汉代扬雄《方言》，同样无独有偶，胡适《国语文学史》也曾就元代“通语”的形成有一段论述，他认为元代统一中国，“民族的迁移与混合，把北中国的语言打通了，使中国的语言逐渐成为一种大同小异的语言，使中国的国语有一个很伟大的基础”。元明以后定都北京及《水浒传》等白话文学的流行则使这种“大同小异的语言”的通语通行于全国。两者一个着眼于书面语的规范、定型，一个着眼于白话文学在语言统一中的作用，共同构成了对于元明雅俗文学的两个大判断，而通语、方言也确实是胡适梳理白话文学史的重要工具。这些观点都应该引起更大的关注。

至于“启后”的一面，启先生认为元文“对明朝前后七子、晚明小品影响甚大”，他说：

到了清朝，桐城派的方苞、姚鼐自吹了不起，实际上所念的都是元朝人的文集，改头换面说是《史记》、唐宋八大家，从桐城派的手札中透露，他们所念的是元人文集。他们自称唐音、唐风，其实学元。

这些观点都具体地落实在选文讲授中。启先生选文主要是两类，一类如元好问《承奉河南元公墓铭》，本来无事可写，但也必须敷衍成篇，启先生称之为“无中生有”的写法，他说：“这是以后八股文的古模式，以后八股文的开端。……明清人的不实之文都是这一类文章。”另一类是元好问《和新轩乐府引》和虞集《牟伯成先生墓碑》，在元初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形格势禁，只能作“比喻、形象、艺术性”的迂曲的表达，启先生称之为“滑头法”，“这比唐人聪明，也是明清人常用的办法”。他论虞集文云：“虞道园文有扎扎实实的一面，也有摇曳生姿的一面。在摇曳生姿之中，许多难言的话都寓于内。”对于虞集“摇曳生姿的一面”，启先生称为“耍笔调”，他说：“前代没有这种写法，后来都被明清人学到家了。桐城派耍笔调，摇曳多姿，就是从虞道园来的。往好说，这种文章摇曳多姿，一唱三叹，余波不尽。其实，在技巧上这是取巧的偷手。”启功先生其时正在研究碑帖，故取例多用碑铭，真能析入幽微，直探文心。

三

《专题课》元诗只有一个课时，篇幅很小，但甚为重要。相对于元文，启先生更多讲元诗“启后”的一面，他说：

元诗，李东阳及以后的前后七子，所说的唐风，实际是元人。钱谦益大吹李东阳的新乐府，其实是学元。明人王世贞标榜学唐音，实际上也是追踪元人诗。清人吴梅村等都学元。元朝人将诗打磨得光光溜溜，像一颗珍珠，将棱角打光，外表打亮。

启先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如果勉强再分，明人诗可为抢出来的（几派来回打架）。”他讲元诗的“仿”，称其“模拟唐人的诗，故事也许没有，可说得婉转，学哪一家像哪一家”。元诗走过了和元文相似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延续到明清。他以何景明《明月篇》为例论明人之模拟，称之为“作假古董”，他说：“这类东西打元朝起。元朝人开明朝人的风气，可元朝人仿的有选择。”就是说，明人习唐不能忽视元人这一关，明人很大程度上是以元人复古或拟古的方式复古或拟古。

启功先生特别重视元好问，称元好问为“元代文学的开山祖师”，他将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

一、  体正：建安体。

二、  韩愈雄壮，排斥女郎诗。

三、  要自然、新鲜，不要陈后山那样枯涩的。

他说：“从元到明，大多数诗人没出这个框框。”所以，启先生正是从元明诗衔接的角度抓取元好问诗论的特点，而我们也就因之体会到元人是以怎样的方式“将诗打磨得光光溜溜，像一颗珍珠，将棱角打光，外表打亮”的了。一般文学批评史均将严羽作为明代复古文学之祭酒，这当然并不为错，但文学的演进是颇为复杂的，启先生所论庶几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充分和客观地认识元明以降文学变迁的特点。

现在的元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文研究，当然不像启功先生授课时那样冷落，但正如李修生先生在《關于元代文学研究》中所说，“元代文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文史知识》2014年第12期），很多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尚有待提出和深入研究，《专题课》虽然反映的是启功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观点，但所论多孤明先发，其“离经辨志”的方法，以及他建立在离经辨志基础上对元代文学通贯而深入的认识，可为后学发踪指示，启发许多门径，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