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剑芳

腊月里的一个早上，下了一场薄雪。母亲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左手腕骨折，住进了医院。由于什么活儿也做不成，还得花钱，母亲有些惆怅。出院的时候，在我有点任性的央求下，母亲才跟我回家。

早上，等我听见声响，母亲已经挎着胳膊在厨房里忙碌。看到母亲被绷带勒住的手指肿胀得发亮，我的心似油煎一般难受。

打我记事起，母亲的手背就比正常人厚两三倍，一年四季高高隆起，手指头也比别人粗上一两圈。一到冬天，母亲的双手又红又肿，四处皴裂，那些小口子就张着嘴，往外流着脓血，直到夏天结痂。她的手背上白一块、紫一块，那是为了撑起这个家，多添的一道道伤疤。

春天，麦苗返青，我和妹妹跟着母亲去浇水。我们站在田垄边，竖着耳朵听流水淙淙地灌溉庄稼，满一个畦的时候，我们喊声“到”，母亲麻利地脚下一蹬，双手一用力，三下两下，铁锹带起厚厚的土，落在垄沟上。“哗”，水流改变了方向，母亲还未痊愈的手背却崩出了几个口子，鲜红的血液汩汩地往外冒。

秋天，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去摘棉花。她厚厚的手掌一把攥住盛开的棉花，往上轻轻一扬，肉墩墩的棉花就全部听话地跑到她的手掌心，然后被塞进绑在腰上的包袱里。“一定要把棉花摘干净，否则残留下来的‘眼睫毛晚上就会飞到你的眼前，让你睡不着觉。”母亲一边示范，一边叮嘱我们。我和弟弟学着母亲的样子，一招一式地摘着棉花，只有妹妹猴急地跑到了最前面，落下许多“眼睫毛”。渐渐地，包袱里的棉花越来越多，我们都拖不动了，母亲也艰难地挪着步子。雪白的棉花倒在蒙茸茸刚刚泛绿的麦田上，堆成高高的小山。“幸亏有你们，我一个人得摘到什么时候啊！”母亲颇感欣慰，我们姐弟三个仰起自豪的笑脸。

棉花收成最好的那一年，母亲奢侈并且坚决地请求父亲买来一台收音机。“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故事和歌谣浸润了我们的童年;《白眉大侠》《窦娥冤》……在评书和舞台剧中我们成长，明是非，养浩然正气;《梅花三弄》《四小天鹅舞曲》……耳边传来的名曲是我们最早的艺术启蒙。

“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母亲文化不高，也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姐弟三个谁考试得了第一名，母亲就带谁去新华书店，可以挑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

冬天的夜里，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和母亲一起剥花桃。睡觉前，母亲用不知从哪里寻来的不冻手的偏方，熬制成热汤。热气慢慢浸润母亲的手背，我们把温热的汤水捧在手心里，打在她的手背上，裂开的口子疼得她不时呲一下嘴。可这时，分明又是母亲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那时候的冬天，滴水成冰。母亲站在院子里，伸出紅肿的双手，从半自动洗衣机里打捞着衣服。她不让我们姐弟三个触着凉水，她怕，怕我们的手像她的手一样。

缝纫机“哒哒哒哒”地唱着歌，母亲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变出我们一家人四季的衣衫：我的偏襟小袄、妹妹的泡泡肩小褂、弟弟威武的军装、父亲笔挺的裤子。母亲带上她的大顶针，飞针走线，穿过厚厚的鞋底，换来我们脚下的舒适。

那些清贫的岁月里，母亲的手是一团火，为我们驱走严寒，带来幸福、平安、喜悦和诗意。

“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母亲亲身躬行，不正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学习的“无字经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