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和短篇小说《丈夫》都是悲剧小说，从《边城》的爱情遗憾和《丈夫》的生活悲剧中，总结出以善的名义压抑自己来成全别人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委屈自己、成全他人的美德，不仅是对自己的伤害，对他人也会造成不可抹灭的伤痕。这种让人动情的美和善为何会变成无法言说的悲痛？作者所追求的人性美破灭后带给我们的思考，对当今我们形成正确的人性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边城》 《丈夫》 成人之“美” 人性

《边城》a和《丈夫》b都是沈从文创作成熟时期的悲剧小说，两部作品在主题思想上互为补充，在作品风格上互为映衬。《边城》写于1934年，写的是船总家的大老为“成全”弟弟和船家少女翠翠间的爱情而不幸遇难，突出“善”的悲剧和作者理想世界的破灭。日本作家山宝静评价“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嫌恶之感”，也切中了作品的旨意。《丈夫》写于1930年，写的是为了接济家庭的女人离开了丈夫到花船上卖身，通过丈夫来船上探亲的过程，凸显出生活重压下的人性畸变。日本的冈本隆三赞扬沈从文远远脱离道德君子的感情，能在不符合伦理的东西里发现美好的感性。

一、人性美：兩种成全

《边城》中湘西世界处处洋溢着美好的风土人情，在那里人们宁静自足地生活着，人心向善，正直、朴素，处处体现出人性美。豪爽慷慨的天保为成全弟弟和翠翠的美事，毅然选择退出。《丈夫》中妻子全心为丈夫付出的真诚和无悔，体现出一种至美的人性。

（一）手足之情：天保大度的退出

《边城》中船总顺顺家有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都是茶峒镇有名的好青年。翠翠是个天真活泼的少女，一双眸子清明如水晶，人又乖巧，如山头的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端午节时，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与相貌英俊的傩送相遇，两人便不禁暗生情愫。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两兄弟得知以后，决定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天保因为自己先提了亲，“做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但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自己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而翠翠恰好更倾心于傩送，天保的出走显然是为了让有情人能终成眷属。

（二）苦涩的爱：妻子无悔的牺牲

《丈夫》的妻子是个温柔懂事的女人，她听从丈夫的安排，离开乡村，离开年轻又强健的丈夫，到外面去做“生意”，来养活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可谓是“女主外，男主内”，女人能服侍男人过夜甚至是一种不错的生存技能。但一旦女人做了生意，就会慢慢地学会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女人并没有责怪丈夫，她始终记得自己的初衷，为了自己和丈夫的家，她无言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二、“美”的质问：善良为何演变成伤害

《边城》中善良的天保为成全弟弟而离家远行为何会直接导致傩送和翠翠的爱情悲剧，在善良和爱这样美丽的字眼下为何换来的是天保的不幸死亡和翠翠无尽等待的结局。《丈夫》中善解人意的妻子为了生活听从丈夫的安排出去做“生意”，却不知不觉地让丈夫因受尽屈辱而捂脸痛哭，妻子不背道德、不违健康的工作却让丈夫丧失了男性的意识和尊严。

（一）失语的女性：不平等的男女观念

从这两部小说可以看出，造成女性失语的重要原因是当时不平等的男女观念。沈从文的性别集体无意识的男权思想一次次让作品中的女性成为当时社会的牺牲品，她们年轻貌美，朴质善良，却几乎无法摆脱或爱情失意，或理想破灭的悲剧命运。天保与傩送立下君子协议，应老船夫的要求都走马路唱山歌求爱，天保知道傩送比自己先喜欢上翠翠，而且又比自己会唱歌，明知不是敌手，便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这个伤心地，从未顾及翠翠的想法与感受，任着自己性情。在这场三角恋中，翠翠虽为主角，却从未有过台词。翠翠的爱情都是爷爷在“操办”，爷爷是翠翠的发言人，这种性别集体无意识的男权思想让翠翠失去女性的独立与选择，天保的善良和成全意识，看似伟大无私，实则体现的是无意识的男权思想。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是男主外、女主内，但看似和谐稳定的家庭结构还是没有给予妻子话语权。中国传统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百依百顺，实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男女观念。丈夫负担不起生活的重担便“送妻当妓”，认为是理所当然，丈夫剥夺了妻子的人身权利。丈夫把妻子视为经济收入的手段，而妻子则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都是男权意识的强烈表现。

（二）生活的困境：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如果一部悲剧小说要究其时代原因，必定离不开生活的物质基础。爱情是建立在生活之上的精神追求。爱情的悲剧则难免少不了这一矛盾冲突。《边城》里翠翠的爱情悲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人们对爱情与金钱、人与物的选择。翠翠与傩送的爱情除了有天保的介入外，还有以一座碾坊作陪嫁的团总的女儿。老船夫是翠翠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傩送的同盟者，顺顺则是团总女儿（团总女儿在小说中几乎没有具体行动的描写，但代表她采取行动的是顺顺）利益的维护者。在这三组人物关系中，傩送处于中心位置，它面临的选择则是翠翠和团总女儿。渡船与碾坊则是这一选择的象征意象。碾坊——一座新的碾坊，其经济收入顶十个长工干上十一年。碾坊是钱、物的象征，而渡船则是翠翠身份的象征。傩送最终拒绝了碾坊，选择了渡船，但由于父亲的反对而负气离家出走。正是碾坊与渡船的对立才导致他与顺顺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他是同“爸爸吵了一阵”才乘船下行的。这个结果则直接导致了翠翠无尽的等待。《丈夫》里那对乡下夫妇，因生活物质极度匮乏而不得不放弃精神的追求，对生活委曲求全。他们没有生活的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去爱。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要生活，人必须活，爱情才有所依附。倘若他们能守住清贫，守住生活，那他们的生活就会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但这仿佛又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这正是由当时人们普遍的生活困境所导致的。

三、“美”的幻灭：悲剧人生

沈从文一直在建造人性理想的“希腊小庙”，他要编织一种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我们知道那只是作者构建的一个美好的梦境而已，但是梦总有醒过来的时候，而梦的幻灭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则是一个悲剧的人生。

（一）爱之伤痕：遗憾与迷失

沈从文的《边城》和《丈夫》这两部悲剧小说，都涉及人性的爱与美好，但殊不知爱的盲目也会带来伤害，并留下无法消退的伤痕。天保的出走遇难，原是从爱出发，却以悲剧收场。在这场原本纯真甜美的爱情里，天保以一个“成人之美”的大度君子形象成为情节发展的转折点，自天保下河遇难后，整个气氛就不对了，船总顺顺因此悲恸不已且对翠翠心存芥蒂，傩送满心自责和埋怨，他自责自己和哥哥竞争，埋怨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间接弄死了哥哥。这些情绪都来源于天保的死，这事造成了傩送和父亲顺顺对翠翠和外祖父老船工的冷淡，而始终为孙女未来命运担忧的老船工经受不起这种打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死去。与此同时，傩送因与父亲争执而独自驾船出走，最后只留下不明所以然的翠翠。翠翠在弄明白事情前因之后，“哭了一个晚上”，而后独自在渡船口等候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由爱衍生出的遗憾。

《丈夫》中妻子因深爱着丈夫和那个家庭而无悔地选择外出当妓女挣钱。但在这个过程中，女人染了城市的恶德，男人丢失了丈夫的身份以致迷失自我。水保当着丈夫的面预约妻子：“晚上叫她不要接客，我要来，有事情。”妻子当着丈夫的面与醉酒士兵当众性交易。这对于一个丈夫而言是何等耻辱。尤其是兵士走后，查夜的巡官在查夜之后又来霸占媳妇，而他自己来看望媳妇的目的似乎就成了观看媳妇怎样被别的有钱有势的男人轮番蹂躏。面对一次次屈辱，丈夫却没有强有力的反抗理由。这是对一个人的摧残与折磨，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扭曲。

（二）历史隐痛：人性的扭曲及道德沦丧

尼采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则表现为对自我异化、人性扭曲的批判，在沈从文看来，人性扭曲的根源亦是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导致了生命本能的压抑。《边城》充分地展示了沈从文小说的特有视角：走车路——走马路，要碾坊——要渡船，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对立。走车路——托人说媒，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以歌求爱，“一切由自己做主”。要碾坊，则意味着金钱物质对婚姻的介入，金钱财富成为婚姻的等价物，并导致婚姻的属人本质——爱的丧失；要渡船，则意味着得到的只是“一个光人”，却拥有生命的自主自由与婚姻的属人本质。c

而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体现的正是作者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丈夫》里，小说用了很大篇幅叙述了湘西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子送到河边码头做“生意”的民风民俗。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的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生存成了湘西人民最切实的人生问题。所以，“送妻子做生意”“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生存作为人生第一要务，虽然不愿意，还得忍气吞声。所以，在丈夫几次的心理变化、发脾气、把湿的柴火推到水里去、处在精神崩溃之时，往往因厉害所在，而能自我消解。这体现的正是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人性扭曲与伦理沦丧。小说正是通过湘西朝现代演变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乡下人”的人生哀乐，寄托了湘西少数民族和个人的历史隐痛。

总而言之，作者不论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还是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丑恶现象造成的人性畸变，其中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究其原因则是极致的人性“美”。“物极必反”，这种美好的人性在丑恶的“现代文明”找不到一种平衡，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演变。因为美好的人性如果得不到可以依靠的经济基础和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美，必然会被异化而变质。

ab 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版，第55—105页，第22—33页。

c 凌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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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罗娟，渤海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