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部队，是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航空兵作战的基地是机场，因战时美军战机控制了北朝鲜上空并摧毁了所有地面机场，中苏空军入朝作战都依托国内机场，作战半径有限的米格战机难以前出平壤以南。

从1951年春天起，中苏空军曾计划向朝鲜前推机场，并派出工程力量在高炮、航空兵部队掩护下进行了顽强抢修，先父就参加了这项任务。因美机轰炸猛烈，这一计划留下遗憾，中方却由此积累了战时抢修机场的重要经验，先父当年付出的努力和留下的回忆也可以为后人提供一些借鉴资料。

抗美援朝时空军基地在东北，扩建机场成为要务

自从20世纪初飞机问世并出现空袭后，人们就形容一个国家若无空军就等于“房子没有盖”。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空军就被当作国防建设的重点，1949年11月即成立空军司令部。当时调来大批干部，其中只有极少数在苏联和新疆航空队、东北老航校学习过飞行业务，懂建筑专业的人也少。我父亲徐慎曾于抗战前在北平就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在战争年代中因专业无用武之地，做过参谋、宣教和情报等工作。1950年夏东北军区空军紧急组建，领导根据他的老本行调其担任修建委员会副主任。此时朝鲜战局恶化，美机还把炸弹扔到鸭绿江中国一侧，苏军也派航空兵进入东北，解放军空军紧急组建几个航空兵师，机场修建成为当务之急。

全国解放时，共接收了590余座机场，近一半在东北，大都是土跑道的简易机场。东北的机场基本为日本关东军遗留，多是按螺旋桨飞机所需的几百米跑道修建，而苏制米格-15战斗机需要1500米左右跑道，而且要用混凝土铺面。先父就任后，马上参与扩建鸭绿江到沈阳一线的多座机场，至1950年底保障了苏联第64航空军和我军刚组建的第一个航空兵师——空4师进驻。

由于斯大林不愿公开本国参战，苏军入华空军换穿解放军军装，外界有疑问时则称他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俄罗斯族”，中方多年也不公开此事。先父因负责机场保障常同苏军打交道，按保密规定却不能与之合影，也不可对其拍照。有些苏联官兵人高马大，穿我军大号军装都不合身，就继续穿本国军装，而把军衔、军徽和各种标识摘下。美国其实早知道苏军参战，为避免引发两国战争也不说此事。直至1988年以后，苏联在“公开化”的大潮中才将空军参加朝鲜空战一事解密。

朝鲜空战突出地体现了现代局部战争范围有限的特点。美国因担心战争扩大，一般不让战机飞入鸭绿江中国一侧（也有少量袭扰），中苏空军能在自身机场相对安全的条件下起飞到朝鲜作战。入朝空战的飞机，主要是苏联在1948年服役的米格-15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标准航程为1200千米，若算上空中爬升、盘旋和格斗的耗费，实际作战半径仅有300～350千米，加上雷达站引导的距离又短，从东北起飞到达平壤空战都难。斯大林还担心扩大冲突，起初要求苏机不越过鸭绿江，后来只进至南面100多千米的清川江，再向南的几百千米运输线和前线就没有空中掩护。

中国空军首批进入安东浪头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的10名飞行员，其中包括赵志才、吴奇、魏梦云烈士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解密的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机场参加朝鲜空战的照片，这些飞行员都着解放军军装

紧急抢建机场时用钢板铺设跑道

此时美军战斗机的格斗性能与苏军相差不多，数量却占优势，而且出于海外长距离作战的设计思想，注重长航程、多载弹，许多还有机载雷达。F-84和F-86这类主力战斗机航程都在1800千米以上，作战半径有500千米左右。它们从冲绳或釜山附近的基地起飞，先飞到汉城附近的金浦、水原机场加油，作战范围就可覆盖整个北朝鲜。在海岸外不远处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机，更可以长时间在北朝鲜境内留空。这种飞机性能、机场设置的状态，决定了中苏空军只能有限地掩护后方运输，不能到达前方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苏军入华后，帮助中国空军进行了紧急培训。二战时苏联头号王牌阔日杜布（战绩为62架德机、2架美机）经常在机场向我军飞行员讲授空战要领，先父也从苏联顾问那里学到军用机场修筑和使用的许多知识。这个“师傅”的帮助虽显得很热情，毕竟是出于本国利益，让他们的飞机前出到朝鲜清川江以南就坚决不同意。苏军飞机还被规定不许靠近海边，据说是怕飞行员跳伞落到海上被美军俘虏留下活证据，这就导致空战时缩手缩脚。从志愿军入朝起，彭德怀一再向中央军委提出要向苏方交涉空中支援，答复长期游移不定，这其实是斯大林顾虑重重和犹豫不定的表现。

机场前推到平壤附近是中苏共同达成的战略性部署

1951年3月，当国内大批战略预备队入朝时，先父突然接到命令，让他马上率刚组建的工程总队（级别属师级）入朝后前进约270千米，到平壤北郊抢修顺安机场和邻近一个备用机场。空军司令部交待的战略意图，是把飞行基地前推到那里，中方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就能达到三八线以南，可掩护地面部队再发动总攻。此时中苏双方对这一任务都高度重视，不仅国内派出一个高炮团随行，苏军也破例派出一个高炮团随同入朝，其全团人员都穿志愿军服装。

此时先父知道国内空军航空兵只有一个空4师能作战（战斗机只有几十架），其余各师还在训练中，就奇怪为何冒那么大风险到平壤附近建机场？此后许多年间，他都对此命令大惑不解。1992年笔者作为中方访问学者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俄羅斯解密并出售的原苏联档案的鉴别，又从国内看到一些公布的档案，才知道了此事的原委。

1951年1月，中朝部队的第三次战役获胜并占领汉城，中央军委准备再发动下一步攻势，为此想在朝鲜修建前进机场，空军司令部向志愿军派出了联络组，大革命时期就曾留学苏联学航空的常乾坤副司令员前往考察。此时斯大林见美国不想扩大战争，在空中支援问题上表现积极了一些。2月4日，彭德怀同金日成会谈时议定等空军和机场准备好，就能在5月份发起总攻。3月1日，中方以彭德怀本人的名义，再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斯大林发电报，都强调在朝没有空中掩护的困难。电报还说明中国空军预定在4月和5月间出动十个团参战，朝鲜境内却没有一个可用的机场，而且在没有可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机场根本无法修成（一修就挨炸）。中方十分希望苏联空军在平壤、元山线及其以北的机场上空担任掩护任务，以保护机场修建。

俄罗斯解密的这张照片中，身穿中国军装的苏军头号王牌、第324歼击航空师师长阔日杜布（右二）在讲授空战要领

接到电报两天后，3月3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派遣151、343这两个苏联歼击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他还说应建造不少于四个混凝土跑道机场，苏联将提供配有足够炮弹的高射炮加以掩护。接着，中方经与朝方协商，决定在平壤附近修建两个喷气式飞机机场，在其东面和南面再修建四个简易机场。看到这些解密的档案材料，笔者才知道先父执行的任务实际由中苏最高领导人商定，苏军能派出一个高炮团为之掩护是落实苏联最高统帅的决定。

据先父回忆，入朝第一天就切身感受到朝鲜战场几乎无前后方之分。他们此前听首批参战的同志介绍过敌机猖狂，不过感到随行有苏军的高炮和高射机枪，应不惧怕轰炸，便白天乘车行军（大量工程器材也要汽车拖行）。过鸭绿江后不久，美机便盯住了车队。由于此时中苏喷气式飞机还没有大批过江参战，美军还以螺旋桨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实施对地攻击。由于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空军的主力也是这型飞机，我父亲和周围很多同志一眼就看出这是熟悉的老敌手。不过美国飞行员的技术水平要高得多，几架“野马”竟能擦着树梢飞过来扫射，气浪都把车上的树叶伪装冲掉。在国内久经战阵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架式，有不少惊呆了埋头趴在地上。车队中的高射机枪此时奋力对空开火，可能是因训练不足未能击落敌机。美国飞行员毕竟欺软怕硬，见防空火力猛烈就拔高逃走。经过这一现地教训，车队就地分散隐蔽，改为夜间分批行进，很快到达平壤以北20千米的顺安。

车队到达后，先父就去平壤与朝方有关部门和志愿军驻地部队联系，所需数以千吨计的水泥和其它建筑材料要由铁道兵从国内运来。先父同志愿军铁道兵司令员刘居英早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就相识，解放战争中又曾一起工作，去后就得到非常热情地安排。彭德怀曾高度评价过刘居英在抗美援朝中的贡献，甚至说过铁道兵的功劳能占一半（“后勤的功劳占一半”这句话更广为流传）。刘居英倒是谦虚地讲，我们铁道兵的功劳顶多占10%。

到达顺安后，部队马上安排防空、防特两个要务。美机轰炸的重点是交通线、车站和城镇，对广大村落普遍巡行监视并攻击可疑目标，对星罗棋布的老乡房舍还不能全都炸掉。于是，各单位分散住到朝鲜老乡家，车辆尽量进入洞穴，住下后马上挖防空洞和防空壕并做好伪装。遇到经常凌空的单架美军“值班飞机”来侦察，所有人员都在室内不出来，此时若有人在外行走甚至出现一条狗，美机往往都要俯冲下来扫射。若遇到美军大机群来袭的警报，所有人员都进防空洞，轰炸后就出来，因为在阴暗潮湿的洞里停留久了会很难受。先父生前一再带有点自豪地讲过：“我不怕飞机，在朝鲜两年没有在防空洞里睡过觉，都在朝鲜老鄉的坑上睡。”据他讲，工程总队入朝后伤亡数仅为5%，说明做好防空可大大减少损失。

美军P-51“野马”战斗机，在朝鲜战争初期是对地攻击主力，这张画作上的“野马”的机翼下挂有火箭发射筒

中国入朝部队只有少量机械，多数施工还要靠人工

志愿军铁道兵司令员刘居英工作时的照片

先父入朝后的一个感受，是“特务多得不得了”，有美韩军后撤时留下或随后收买的，也有空投和海运过来的。志愿军战史记载，战时共消灭（包括抓获）1万多敌特。我父亲说，刚住下村里晚间就有人打信号弹引导敌机轰炸，他的房子后面就发现彩色信号弹升起。此时我方派人带着信号枪在附近，见敌特打信号弹，就向空旷地带打同样颜色的弹，搞得敌机真假目标难辨。警卫班在村里连续几夜蹲守，抓住了一个朝鲜籍特务，先父旁听翻译的审讯得知这个家伙系当地人，由平壤的上线指挥，打一次信号弹奖给一斗小米。这些被捕者经过审问，都交给朝鲜公安处理。经过一段时间抓捕，敌特活动减少，不过中方人员按规定不得单独外出，夜间到外面要带武器。

工程总队修好防空设施后，就开始紧张施工，为防轰炸采取白天停、天黑干。不过大面积的机场建筑区出现地貌变化，不可能瞒过空中的敌机，再加上特务报告，美军马上掌握了机场修建情况。这些机场若建成，中国空军就能把作战半径伸到前线乃至三八线以南，美方出于战略考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其航空兵就把北朝鲜的机场同江桥、铁路线并列为重点轰炸目标。

这几个主要被炸目标相比较，江桥和铁路是狭窄一条线，炸弹命中较难，被炸之后经工程人员和铁道兵几小时抢修往往就能通车。机场目标是一大片，平整地基、灌注混凝土需要上月时间，敌机炸中较容易，地面抢修则很费事。正因为如此，志愿军后方的“钢铁运输线”能够“打不断、炸不烂”，多数时间保持“白天断、夜间通”，机场修筑则被形容为“修得没有炸得快”，工程人员和高炮部队尽了全力仍未能修好。

夜间修、白天炸的循环导致停止在平壤以北建机场

1951年4月起，当志愿军发起春季攻势即第五次战役时，平壤以北的两座机场也展开了紧张施工，在机械设备很少时主要靠人挖肩挑。由于需要大量劳力，第47军即先父当年所在的三五九旅老底子部队也调来施工。五次战役后期形势紧张，该军紧急调往前线，绥远起义改编的第23兵团即董其武部调来一些人参加施工。先父讲，这支部队中有些未改造好的旧军官很消极，终日躺着不干事，战士们主要由政委和其他政工人员领着去施工。

机场施工展开后，美机就展开定期破坏，其方法是——每天日夜有飞机在空中监视和袭扰，每星期由战斗轰炸机群对正在修筑的跑道进行一次小规模轰炸，每个月由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群对整个机场区进行一次饱和式大轰炸。当时苏联派空军前来掩护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苏机只有很少几次前来，估计是斯大林又有了新顾虑。抗击敌机就靠高炮部队对空射击。中苏高炮部队装备的都是苏制85毫米和37毫米高炮，前者主要打3000米至8000米的目标，后者主要打几百米至4000米的目标。此外每团还装备有一批12.7毫米高射机枪打低空目标以保护高炮。

平壤以北保卫机场的对空作战持续了半年多，实战证明高炮群对付敌单机、小机群还能将其驱逐并有些击落战果，对付高空大机群就力不从心了。尤其是美军每次以几十架B-29轰炸机组成大编队前来，就能造成“翻个”式大破坏。这种二战后期产的大飞机此时还是美军轰炸机队主力（50年代后期才被B-52取代），正常载弹量7吨。机群一次大轰炸就会有几百吨炸弹密集落到机场区，采取在8000米以上水平投弹，一掠而过。这一飞行高度是85毫米高炮射高极限，射上去的弹丸速度大减且准确性很差，很难击落B-29。

美军每次大轰炸后，跑道上到处是大弹坑，为阻止抢修还扔下许多定时炸弹，会按日陆续起爆。大轰炸之后，施工部队首先要排除定时炸弹，因有些已钻入地下要仔细寻找挖出。这些航弹都属于千磅级，通常要有两个班才能将其拖到或抬到场外引爆区，拖拽时危险性最大。先父曾心情沉重地回忆过，一次有十几个战士在指导员带领下拖弹突然发生爆炸。他听到巨响赶去已看不到人的躯体，只见周围百十米内散落着不少夹杂着碎布的血肉块，还有飞散的手指、脚趾。大家虽然很悲痛，不过战时都看惯了死亡，接着仍继续施工。那个年代中国军队最大的优势就是英勇、不怕牺牲。

B-29轰炸机进行大面积“饱和”轰炸投弹的照片

机场抢修过程中，朝鲜战场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交战双方形成僵持，出现了停战设想。7月间停战谈判开始后仅一个月却陷入停顿，志愿军准备进行向南反击的第六次战役，还希望空军前出，因而机场工地“炸-修”的循环仍在进行。

10月间，先父赶回沈阳，向空军领导汇报了机场修建的难题。刘亚楼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和中苏朝三方组成的“空联司”领导也开会研究这一工程是否有必要再进行。经研究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在敌机如此猛烈的轰炸下机场不仅难以建成，即使建成空军也无法进驻。此时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有了变化，取消了第六次战役计划，志愿军转入抗击敌“秋季攻势”的守势，不再准备将空中作战范围前推到南朝鲜。

根据新的战略考虑，11月间平壤附近和北朝鲜其它几个地点的机场修筑工程都奉命停止，入朝施工的第23兵團调回国内改编为第69军。先父回朝鲜后，率工程总队撤到鸭绿江边休整并参加其它任务。直至停战后，顺安机场才重新修建，成为朝鲜首都的国际机场。

战时对美军和苏军有了直观印象

通过朝鲜战场的对空作战，使当年刚刚走向现代化战争的中国军队打开了一扇看外部世界的窗口，从对手美国人和友军苏联人身上都能看到许多全新的东西，这对自己的军队建设都是有益的。

志愿军对空作战的高炮主要是37毫米口径高射炮，能对付中低空的飞机

志愿军战士挖出并抬走定时炸弹的照片，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业

先父讲，他在修筑机场时见到过一些因击落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也参加过审讯。当时一些审问分两个步骤，中方首先要问美军基地的飞机数量、下一步轰炸目标等现实问题，接着将他们交给苏联人员审。苏方参审的多是情报军官、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询问的多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如美国飞机的各种性能、生产情况和下一步战机的发展等。我父亲暮年回忆到此事时还感慨，以我们那时的专业水平，还做不了那种层次的询问。

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学历都比较高，专业技术能力强，大多有一种生活水平高的自傲感，不关心政治而只追求享受。先父印象最深的是，他同一个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飞行员谈过话，发现此人对被俘不太在乎，说自己二战在轰炸德国时就被击落当过俘虏，只希望中国人对他能更好一些。据他们讲，晚间大都要飞回冲绳过夜，只要次日没有飞行任务，都会通宵到酒吧歌厅放纵。这些美军飞行员作战时通常将保命放在第一位。据称起初他们实行“记日制”，即参战满几个月即可回国，这段时间就混日子而不愿执行危险任务。其上司后来改用“记分制”，即执行难度大的任务或立功能记高分，否则记低分甚至不记分，分额不满就不能回国。先父看到美军飞行员的这种颓丧的精神面貌，同中苏空军飞行员的昂扬斗志根本不能相比，也就明白了我方的精神优势所能起到的作用。

先父在入朝前后一直同苏军人员交往，感到他们有一种豪放气概，尤其是经历过卫国战争的那批老飞行员，空战时非常勇猛，技术也好。不过苏联人也时常表现出一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态度，他同一个军衔为上校的苏军顾问长期共事时就有过不愉快。此人在卫国战争中负责机场修筑而颇有经验，却時常傲慢地说“你们都是没有打过大仗的人”，这让先父很不高兴，因那时强调向苏军学习又不好反驳。

有一次接到去平壤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部开会的通知，先父说白天每个空域都有美军值班飞机，看到单车和少数人员就打，发现大队人马就以无线电通知机群来轰炸，因此只能晚间走。那个苏军顾问竟说，你害怕就等到晚上，我先走。战争年代的老战士最不能容忍的是别人嘲笑自己胆怯。我父亲马上讲，你不怕死，难道我还怕死？于是，两人带着翻译、警卫员和司机孙凤楼（后来多年间还常到我家看望），乘一辆吉普向平壤驶去。没走出几千米，天上就有一架美军F-80战斗机发现了他们并飞来。这种飞机因翼尖有两个油箱被志愿军起个绰号称“油挑子”，其优长是低空攻击。看到敌机冲下来，我父亲他们几个马上在路边停车，跳到一条稻田地里干涸的水渠内，利用它来躲避攻击。

据先父和同代的一些老前辈讲，只要有地形地物可利用，敌人单个飞机一般就打不着自己。他们毕竟久经战阵，当“油挑子”低空瞄准扫射时，若是趴在空旷地上不动或乱跑都会凶多吉少，因此就要盯着它俯冲下来的角度，在沟中躲到遮蔽面后让土坎挡住子弹。敌机换个角度再冲下来，他们又迅速趴到另一个反斜面，继续同它“捉迷藏”。美国飞行员几次俯冲打不着人，就向吉普车打了一个点射后飞走。先父一行检查了车子，发现上面虽有几个弹洞，发动机和油箱还好，于是马上乘车开回。此后那个苏联顾问态度谦和了好多，大概他知道中国经历的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逊于苏德战争。

先父同配属来的苏军那个高射炮团打交道时，感到他们的规范管理比较严，作战水平同中方也差不多，不过其官兵待遇相差大，虽有政治教育却只是教条式地念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估计很难听进去。过“八一”节，我军干部战士每人发2元钱（旧币为2万），按当时购买力可买一只母鸡。我父亲作为党委书记主持讨论是否应发给苏军那个团，大家都认为既然他们同我们一同战斗，就应一视同仁。过节费按人头数发去后，苏军却只分给了军官，士兵一点都没有。先父就问苏军那个团长为什么这样做，此人不以为意地说，我们军官是“无期徒刑”长年在部队，理应照顾;那些义务兵再苦，三年就能回家，何必给他们！看到当时作为中国学习榜样的“老大哥”竟然是这种作风，他们讲的革命理论岂不只是在口头上？

不久后，毛泽东提出，对苏军的科学技术要全学，行政制度半学，政治工作不学。我父亲和许多同事都感到这讲得太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幸亏没有照搬苏联的建军模式，否则肯定会走偏了方向。

表现米格-15击落B-29轰炸机的油画

在龟城修机场又遇到夜间轰炸的新问题

1951年11月以后，中苏朝“空联司”仍考虑向鸭绿江以南适当前推机场，扩大掩护后方交通线的飞机作战半径。此前在距鸭绿江100多千米的秦川等地修建的机场遭破坏，附近龟城有一片小平原地势较好，并有一定建设基础。先父和其他相关人员到此进行勘查后，待1952年开春解冻后工程总队进入此地施工。

朝鲜的龟城位于中苏空军不断出击的“米格走廊”范围内，美军此时的轰炸机还都是螺旋桨式，害怕遭受喷气式战斗机攻击，白天轻易不敢前来。不过美军发现龟城机场开建后，屡屡以最先进的F-86战斗机群掩护B-29轰炸机群前来空袭。由于这里距鸭绿江近，中苏空军发现敌机群来时便相应地以大编队迎击。先父说，这段时间他经常看到头顶上的空战。有一次有我方64架战斗机的宏大编队出现，美军就以战斗机掩护，让B-29轰炸机仓促投下炸弹便跑。施工区遭受的轰炸不像在顺安时那样频繁，落下炸弹包括定时炸弹多数也投不准，炸坏的跑道多能在短期内修复。

至1952年秋，龟城机场的混凝土主跑道基本建成，却在夜间遭到美机以“横切”式投弹的夜间轰炸。先父同苏联顾问和中苏技术人员去看弹着点，发现黑暗中还能投准，肯定是有电子设备引导。美军在1945年8月向长崎投原子弹时，就采用了雷达探测定位技术，此时有了进一步发展。朝鲜战争时的苏联战斗机尚不具备有效的夜间战斗能力，中方的水平更差，夜间防空主要靠高射炮，黑暗中瞄准又难，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就难以阻止美机轰炸。

按先父回忆，美机对龟城机场夜间轰炸的瞄准也有一定难度，不能像在平壤以北那样整片“大翻个”，跑道所受“斩腰”式破坏还可很快修复，不过上级又有了新想法。1952年末，美国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叫嚷要扩大战争，志愿军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反登陆作战准备。此刻苏联担心刺激美方，空中出击线又从清川江缩回到鸭绿江，机场前推已没有紧迫性。加上冬季来临，滴水成冰，灌注混凝土等工作无法进行，龟城机场修建就停顿下来。1953年春天，朝鲜停战谈判有了新进展，空军认为在朝鲜境内抢修机场已无必要，先父也奉命回国，工程总队用于扩建鸭绿江中方一侧的二线机场。如先父就参加过大堡机场的扩建，空15师的二级英雄韩德彩正是从这个机场起飞击落美军双料王牌费席尔。至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在1953年7月间正式停战后就主要由朝方自己建设。

先父对入朝修建机场一事，生前一直留有遗憾，当年上级对他的工作还是予以肯定，并授予了二级勋章。朝鲜停战后，先父又奉命在鸭绿江右岸进一步完善机场群，随后奉调北京任空军修建部副部长。根据那一时期军事斗争需要，军用机场建设的重点在辽宁、福建两个方向，还抽调力量到青海玉树和拉萨北的当雄建立机场。那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建机场征地补偿很有限，标准只是三年的收成价。从解放初起，空军的服装长期是黄上衣、蓝裤子，有些地方干部一看到他们这些穿空军服装的人就抱怨说：“来了‘下蓝上黄，不是征地就是拆房。”尽管有抱怨，广大群众还是顾全国家大局，根本没有听说有什么“钉子户”。

1953年作者父亲回沈阳时与作者和作者姐姐徐南妮的合影

1938年德国高速公路通车

1989年时，解放军曾演练过公路起降战斗机

鉴于在朝鲜修筑机场的经验教训，我父亲和空军的一些相关负责人都长期考虑战时面对轰炸如何抢修机场和维持飞机起降的难题。二战前德国在世界上最早建成高速公路网，战争后期其机场大都遭盟国飞机持续轰炸，漫长的公路线却不可能全部被摧毁，德国空军在完全丧失制空权时仍能利用高速公路保障飞机起降。二战后许多国家学习这种办法，在平时建设高速公路网时就兼顾战时将其作为机场跑道。我国空军也研究了这一经验，只是因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国内几十年间都没有财力建设高速公路，只能设想以其它一些因陋就简的办法解决战时的临时跑道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1984年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沈（阳）大（连）高速开建，设计时就预留了作为战备跑道的路段。1990年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并公开报道了路上有很多笔直路段可用于飞机起降。当时已离休在家的先父看到消息后感到非常欣慰。如今，我国高速公路长度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这项建设中搞好军民、平战两结合，将是国防事业的一项任务，也是人们回顾抗美援朝战争史后所能得到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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