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美在耕耘”展览中，李可染的《榕树水牛》。

庚子年已近尾声，种种“牛”的符号开始出现在对联、红包、公仔、表情包中。这大概是十二生肖中最有好感度的动物之一。它是稼穑的代名词，是田园牧歌的象征，是哲学的隐喻，还是宣纸上的中国留给我们最早的印记——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画中的五头牛，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杂木旁蹭痒痒，神气磊磊，历经千年，阅尽沧桑。

近日，中国美术馆推出“美在耕耘”新年大展，以牛的形象为主体，展出馆藏作品近600件。在这一“牛的乐园”中，画家李可染的一幅《榕树水牛》引人注目。巨大的墨榕树遮天蔽日，两个牧童骑在水牛背上说着悄悄话，充满乡野情趣。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爱画牛的非李可染莫属。这位属羊的画家，一生谨慎、小心，大胆全用在画画上，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实在、纯朴、倔强，如同笔下的牛。从而立画至耄耋，李可染就像他笔下的牧童，在每一次笔墨驱遣的“放牧”中，找到个人、艺术与时代的心所安处。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李可染开始画牛，是在抗战中的重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可染奔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投身抗敌救亡洪流。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文艺处长，麾下聚集一大批文化人。此后几年，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长沙、湘潭、桂林、贵阳、重庆，走到哪里，就在街头巷尾留下一幅幅抗日宣传画。到重庆后不久，李可染就从同乡处得知，妻子苏娥在兵荒马乱中奔波，生下第三子后死于猩红热。国仇家恨的刺激，让李可染患上失眠症、高血压，常常一连数日通宵难眠。

1940年9月，被称为“名流内阁”的第三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撤销，李可染追随郭沫若转入文化工作委员会，居住在重庆金刚坡下。他的小屋隔壁就是牛棚，晚上李可染伏案读书作画，大青牛喘气、吃草、蹭痒、啃蹄的各种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索性以这位“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

左图：李可染早期代表作《牧牛图》，齐白石题诗：“忽闻蟋蟀鸣，容易秋风起。”右图：李可染晚年代表作《秋风吹下红雨来》，画名出自石涛诗句。

李可染（1907年—1989年）

畫牛，一方面是田园寄兴，化解时代高压和个人困境。李可染有着童心未泯的一面。当时，画家傅抱石也住在金刚坡，他上小学的儿子傅二石常在课余找李可染玩：“他给我做玩具，诸如可以喷水的水枪，可以打鸟的弹弓，最复杂的是用竹子做成的小推车。当时在我心目中，他并不是画家，而是个能工巧匠。”

在早期代表作《牧牛图》中，李可染就像和画中人物、动物生活在一起的大孩子。两个小牧童全神贯注地斗蟋蟀，忘了拴着的老水牛;老水牛扭动身躯，甩动大头，似乎发出“哞哞”叫声。

另一方面，牛的坚韧、强犟又是提振、激扬民族气魄的艺术象征。1942年，郭沫若写了一首《水牛赞》，称牛为“中国国兽”：“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你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坚毅，雄浑，无私，拓大，悠闲，和蔼，任是怎样的辛劳，你都能够忍耐，你可头也不抬，气也不喘。你角大如虹，腹大如海，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

这首《水牛赞》，以及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联语，在风雨飘摇、国难危殆的年月，激发李可染画下一幅幅“牧牛图”。他笔下的牧童、疏枝、垂柳，带有石涛、八大山人的余韵，自由挥洒的牛又流露出民间泥玩一般的淳朴天真，线条迅捷轻松，随兴所至，数笔寥寥，空疏简淡。

1943年2月，李可染应重庆国立艺专之邀担任讲师，一年后与雕塑系学生邹佩珠结婚。婚后，两人租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中。居室潮湿，墙角冒出一丛绿竹，李可染便以妻子名字的谐音给它取名“陪竹”，又以“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意，定斋号为“有君堂”。邹佩珠能唱整本《乌盆记》，李可染拉得一手好胡琴，两人常常一人拉一人唱，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这一年，李可染36岁，开始在艺坛崭露头角。12月，“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在重庆举办，作家老舍撰写《看画》一文，说看了李可染的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当时，老舍住在蔡锷路24号，在那间“梁上君子”肆虐的“多鼠斋”中，轮番张挂着这些年的藏品，其中就有5年前买的李可染的一幅水牛，“我极爱那几笔抹成的牛啊！”

一股“犟劲”

1946年，李可染应徐悲鸿之邀奔赴北平，任教北平艺专中国画系。

在徐悲鸿的引介下，1947年春，李可染带了20张画去拜见齐白石。那时，白石老人已83岁，正在躺椅上养神，画送到手边，顺手接过，看了两张，不由自主坐了起来，一张一张继续看，眼里放出亮光，站起身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盒类似“蝉翼宣”的上好皮纸，对李可染说：“你一定要出本画册，用这种纸，你没有，我有……要用珂罗版精印，你没钱，我给你，我写序跋。”

从此，李可染拜入齐白石门下，十年间为老人磨墨理纸，看老师作画。齐白石出身草根，从小牧牛扶犁，对牛很有感情。他画牛赞牛，还为自己刻过一个印章“佩铃人”。1947年，齐白石看到李可染的《牧牛图》，见画生情，题了“忽闻蟋蟀鸣，容易秋风起”的诗句。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任教中央美院。当时，有人认为中国画是日薄西山的老朽东西，山山水水、花鸟鱼虫无法为新时代服务。那段时期，李可染没课可上，只能去教水彩;而齐门“二李”的另一位弟子李苦禅，只能去学校传达室看大门。

中国画何去何从？李可染决心改革。从1954年起，他开始在全国写生，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诸省，最长的一次8个月，行程数万里。一个画夹、一书包笔墨纸砚、一个小马扎、一个水壶、一盒午饭，外加遮阳伞和雨衣，年近五旬的李可染背负着十余斤必需品，往返于荒山野地。在四川，为了省钱，有时用人家摆完龙门阵后的桌子拼搭成床，有时在骡马店里打地铺，有时找个澡堂子简单靠一靠。到南京时，李可染的裤子膝盖都破了，鞋底磨了一个大洞，用一块瓦楞纸垫上，如同叫花子。

《犟牛图》，小牧童与大牯牛彼此较劲。

《杨柳青青放风筝》，牧童手中牵风筝的长线令人叫绝。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是李可染变革中国画的座右铭，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仍不放弃。在京郊一个叫“珠窝”的小山窝，李可染每天早饭后，带领学生跋山涉水选画面，中午啃着凉馒头、就着咸菜充饥，晚上回来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拴上一条绳子，开始讲评白天的作业，讲到兴奋处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入眠。

那时，李可染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美院家属院，邻居有李苦禅、张仃、董希文和黄永玉夫妇。黄永玉的画室挨着李可染的画室，有时画到很晚，出来转一圈，看到李可染还在伏案工作。他的案上铺着一张灰色棉毛毯，中间一个大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筆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李可染在山水画探索中获得的经验，也融入“牧牛图”这一老题材中。《杨柳青青放风筝》中，牧童手中那条牵引风筝的长线，断续相接却不见接头，气闲神定，令人叫绝。《暮韵图》中，牧童坐在树杈间悠闲吹箫，斗笠与衣衫挂于另一树上，两只鞋子扔在地上，各分东西;老水牛安详伏地歇息，似乎正在听小主人吹奏，章法洗练，气韵生动，色墨并施，于干湿浓淡中再现暮色降临的情景。

1989年，李可染应物理学家李政道之邀，创作《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在《犟牛图》中，取代田园牧歌的是一种力的较量。小牧童和大牯牛，一小一大、一白一黑，在对角线上形成紧张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李可染改革中国画，依凭的也是一股“犟劲”。第一次出发写生前，他请人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为江南之旅壮行。在作于1964年的《归牧图》中，夕阳西下、霞光返照，牧童与牛置身于瑰丽的天空与丛林中，充满诗情画意。图中钤印“所要者魂”——只有继承传统，又敢于突破、善于创新，才能找到画之魂。

“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关进了美院的“牛棚”。那一年，李可染59岁，正是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年纪。在学习班，他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责;值班时分不匀馒头，被学生看守恶言相加。黄永玉那时负责修补脸盆和洋铁壶，李可染请他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很快，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柄的小刀到了他手上。

1970年，李可染和一批老教授下放到湖北丹江口的“五七”干校，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接电话、看自行车。邹佩珠在河北磁县的部队农场，放心不下，前去探望。看到丈夫他们住的房子地面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找到了用武之地，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还修好了屋顶，编了个草帘子挡蚊虫。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李可染奉调回京。重握画笔的成果，两年后出现在“黑画”展览中，他为民族饭店画的一幅《漓江山水》因用墨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江山如此多黑”，与宗其香的“三虎图”、黄永玉的“猫头鹰”、李苦禅的“黑水黑荷叶”并列“四大黑画代表” 。政治高压下，李可染血压骤升，一度失语，连转头都有困难。

动乱过去，李可染最大的心愿是拿起画笔，再到大自然里亲近山河大地。他的脚和常人不同，双足叠趾，行走困难，为此在1976年，不惜截掉了右足一趾、左足二趾。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实现登临井冈山的夙愿，完成了云海苍茫、群峰争立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悬挂于毛主席纪念堂中。

1979年，李可染为画室起名“师牛堂”。在这一年所作的《渡牛图》上，他写下了那段著名的“牛颂”：“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身劳瘁，事农而安不居功。性情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晚年的李可染，画了很多牛。春雨漾漾、秋风红雨、冰雪时节，他笔下的牧童与牛走过四季，表现出山水画大家纵放自如的高明。

1989年，李可染应物理学家李政道之邀，创作了一幅《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以两只牯牛猛烈相抵的画面表现重离子碰撞的科学奇观。那两只牛，以蹄撑地，四角相抵，牛尾扬起，斗得难解难分——这是老画家最后的艺术激情，这一年岁末，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享年82岁。

2007年，李可染诞辰百年之际，这幅二牛相抵的图像，化为三维的青铜雕塑，矗立在清华大学科技园，以此“彰巨擘之泽润，嘉创新之勋业，励群英之勤恪”——在人们心中，这两只牛已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永恒象征。

“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李可染逝世后，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中如是写道。他说，眼前的画家，身上附着各种美好奢侈的形容词，紊乱了欣赏价值，而李可染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淳朴、勤劳，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李可染（1907年—1989年）：原名李永顺，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中国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