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2021年1月18日，学者刘擎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知乎上问：如何看待《奇葩说》第七季请刘擎当导师？

最高赞答：这么说吧，我完全是被刘擎教授的衣品圈粉的。

刘擎第一次亮相，圈领衫外搭牛仔服，背后涂鸦，袖子挽起。更多的时候，他穿的是高领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标配。

刘擎手撑在化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以往这个时候，他应该正全力以赴地写那篇一年一度的西方思想界述评。如今，从上海华师大丽娃河畔飞到北京南五环录影棚中，“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他有点矛盾，“还是喜欢回到一个不那么紧张的安静状态。”

当一个哲学教授出现在一档娱乐综艺中，事情本来就有些矛盾。在“得到”开设的课程《西方现代思想40讲》中，刘擎讲到了马尔库塞。这位在上世纪60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思想家，提出了大众文化与工业社会是如何塑造了“商品拜物教”和“单向度的人”。刘擎搞文化批评，谙熟这一套理论。“大众文化对受众的迎合、娱乐产业背后的资本运作，面对这些问题，学院知识分子总有自己的警惕和批评。”他说，“我也是这个传统中成长的。”

刘擎作品：《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纷争的年代》。

“但另一方面，如果这样一档影响广泛的节目，知识分子完全不参与，我们的公共领域会不会越来越狭窄？学者都在象牙塔里写论文，但这些学术论文的平均阅读量，大概不超过10个人。需要有人来做一个桥梁的工作，我也许不是最适合的，但愿意来试一下。”

犹豫一番，刘擎决定来《奇葩说》。他让主持人马东做好准备，也许节目“会被彻底搞砸了”。

学术的，娱乐的

马东安慰他：不会的。

刘擎是马东邀请来的。他在“得到”上听刘擎讲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深以为然。哈贝马斯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大家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通过合作，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公共生活。

马东觉得，这不就是《奇葩说》在一场场针锋相对、你死我活辩论过后的目的吗？他需要这样一个人，把知识性、理论性的话语引入一个娱乐节目。

刘擎于是坐在了导师席上。第一天录制节目，他没太紧张，还告诉马东，10岁那年第一次上台表演说相声，说的就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先生的《友谊颂》，讲中国支援坦赞铁路建设。再加上年轻时打过辩论、做过演讲、演过话剧，舞台经验还算丰富，不怎么怯场。让他担心的，是如何把一个学术观点用通俗易懂又准确有力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能晦涩，也不能简单化”。

刘擎在努力追求这样的平衡。他的第一个“大型圈粉现场”发生在与薛兆丰教授的辩论中。辩题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谁更容易找对象？刘擎開始想互相恭维一下对方的学科就算了，“没想到薛老师经验丰富，‘暗藏杀机”。

薛兆丰先立论：学哲学的人，一看上去很博学，二容易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三可以一事无成而于心无愧，综上，他们更容易招人怜爱、同情、原谅，更容易找对象。

刘擎开始有点不知所措，想起以前参加辩论赛的种种，“一下被年轻的自己‘附体，脑洞激发了”。他先破了薛兆丰的立论，说对方论证的是学哲学更容易当骗子，借此发泄对人文学科的长期积怨;接着分析经济学家如何用数据分析“收割”对象，却不容易保持对象，最后迂回反击：“为什么薛教授的家庭这么幸福美满呢？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深藏已久的哲学家的品质。”

刘擎把它看成一场“好玩的表演赛”。“我想表达的是，哲学并非与现实无关，只是不痛不痒地讲一些好听的修辞。当我们表达一个观点时，它背后的前提和假设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哲学是来帮助我们揭示、反省这些不言自明的前提和假设，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自觉、更明白的人。”

他希望完成这个揭示的工作。节目第八期有一个辩题：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有人说“回”，这是职场不言自明的规则，是每个“打工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刘擎则坚持“不回”，在逐渐激昂的BGM里，音量不断提高：“这个世界应该让那些不好的选择消失。因为人不只是有效率，不只是被当作成本收益计算的符码，人是作为目的的存在，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忘记这一条，我们就会变成现实的奴隶。”

节目弹幕中，不时飘过那句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歌词，“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刘擎倒觉得，诗不只在远方，眼前也不只有苟且。“因为‘苟且时心中尚存的不安，就是你眼前的第一行诗。”

左图：1985年，“文青”时期的刘擎。右图：2019年1月，刘擎与同行友人聚会。

好玩的，深刻的

刘擎曾是个诗人，最知名的作品是《四月的纪念》，写于1985年，后来被乔榛、丁建华朗诵，成为配乐诗朗诵中的经典。

他的文学启蒙，是8岁时读到的长篇小说《高玉宝》。上世纪50年代，父母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奔赴青海，一留20年。隔壁小伙伴的母亲，是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1974年暑假，刘擎他们偷了钥匙，去了“文革”后被封闭的书库，开门的一瞬间，几万本书躺在灰尘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

印象最深的书，是一本繁体字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多年以后，刘擎在一首题为《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的诗中回忆，11岁的自己，处在“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从此，革命一直使你无限忧伤”。

1978年，刘擎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学高分子化学。思想解放之风弥漫校园，大学生们三五一堆，讨论各种大问题就是最大的娱乐消遣 ，“好玩的和深刻的，我们不太分”。那一年，刘擎15岁，宿舍流行卧谈会，大龄同学们分享在工厂、农村的插队故事，构成了他青春期的社会历史教育。

那时的刘擎，以演讲才能而闻名，擅长运用知识界时髦的概念。每逢周六晚上，他就要到上海青年宫演讲，有人回忆那时的他，一成不变的五五开发型，一本卷起来的16开杂志握在手中，权当道具。

当时，“文化热”兴起，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是热门人物，刘擎把能找到的中译本都收齐了，熬夜读书。“现在回头看，萨特可能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论有问题，尼采当然是个旷世奇才，但对他的阐释是多种多样的。”

“文化热”中出现了三个活跃的知识群体：以汤一介、李泽厚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通过开班授课启蒙大众，导师有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金克木等一众名家;以甘阳、赵越胜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书库”“新知文库”等上百种读物，其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影响一代学人;而以金观涛、刘青峰为灵魂人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汇聚了王岐山、张五常、茅于轼、董秀玉、李银河等，影响遍及官方民间，从 1983 年到 1988 年，以平均每年一批的频率，总共出了 5 批 74 种书。

这些书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研二那年，刘擎在一次讲座中，看到有位老师把“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几本拿出来，一下被吸引，从此开始收集，一本不差地买全了。

1988 年 10 月，成都一次学术讨论会上，25 岁的刘擎认识了 41 岁的金观涛。那时，他只是上海一家杂志的特约记者，金观涛则早已“名震庙堂”。饭桌上，他们就卡尔·波普尔的一个问题争论起来，晚上，金观涛来到刘擎的房间，两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搭上了交流的天线，“似乎很‘逻辑地，他收我做了‘学徒”。

在金观涛的引介下，刘擎走进了王元化的客厅，那里永远高朋满座，三教九流各种声音，无所不有。他结识了许纪霖、萧功秦、高瑞全、朱学勤等人，一只脚踏进了学术思想圈。

另一个朋友圈，来自文艺界。那时，出了一个新剧本、《收获》上发表了一批新小说，刘擎就会找孙甘露等作家朋友一起阅读讨论。他和陶骏、张昭、刘洋四人成立了“白蝙蝠”剧社，排演过一个四幕诗剧《生存还是毁灭》。张昭演哈姆雷特，陶骏演麦克白，刘擎请来林栋甫演李尔王，自己演现代人，服装是麻袋片做的，走“贫困戏剧”风格，10平方米就能演出。

1990年，刘擎赴美留学。走之前，他请朋友们吃饭，把自己的诗集分送给大家，是用钢板蜡纸刻了油印的，薄薄的一册。他的文青岁月，就此落幕。

汇聚的，分离的

1991年8月，刘擎到马凯特大学读政治学硕士。“nice（很好）的地方，nice的学校，nice的人。”多年后，他在知乎如此形容那段读书生活，3年后，又去了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

知识界已改天换地，80年代思想与学术混沌一片、生气淋漓的景象不再。 “80年代的学术，现在看来并不那么成熟精道，甚至有些粗糙，但它有原生的生命活力，思考真正的大问题。现在，我们的学术做得太规范了，学科本身形成了‘内卷的发展，我们为什么写文章？是为了发表在权威刊物，还是它关乎我们的时代和每个人的生活？我们要重返这些问题，这是人文科学的初衷，不要忘了自己的来时路。”刘擎说。

2003年，刘擎落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那一年开始，他每年年末都要撰写一篇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述评。学者陈嘉映说：“特别值得读，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

《奇葩说》中，刘擎（右）与薛兆丰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谁更容易找对象”，展开辩论。

去年，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出版，刘擎和他有一场对谈。“唯一真理观的麻烦是，它让我们确信通过理性探索可以掌握规律，把握自己和时代的发展。在这样一种信念中，我们会丧失谦逊，丧失对自我的批判和怀疑。”刘擎说，“我们需要哲学，因为我们并不能假定谁可以真理在握，因此需要永恒的探索和永恒的对话。”

如果单挑一位哲学家，和他上《奇葩说》打一场辩论，刘擎会选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他认为政治就是敌我分明，但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和自己不同甚至敌对的人共处。这不是小到个人、大到世界的更根本的问题吗？ ”

2020年新年，刘擎开始写《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失灵、贸易争端加剧、民族主义勃兴、排外浪潮汹涌……他如此描述当下的世界：“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而‘大写的历史似乎已消失隱匿。”

但他始终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我们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就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更明确的信念：“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近4万字的述评，刘擎写了一个多月。接着，疫情开始了。新冠肆虐的2月，他在“得到”开课，讲解20世纪西方现代思想，从“现代思想的成年里程碑”马克思·韦伯到“后冷战时期”的亨廷顿与福山。

4月1日，《西方现代思想40讲》最后一课更新。刘擎告诉大家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也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那一天，经历漫长宅家生活的刘擎，出门参加了朋友的聚会，海阔天空，聊到很晚。编辑发来微信，告知订阅用户过了2万。这个数字在“得到”APP上不算什么，但他还是开心。席间，大家热烈讨论，为各种极端化的观点和言说方式忧心忡忡。刘擎想，听过他这门课的朋友，以后和人说话，甚至争论，大概会不一样吧？

“两万多人，就是两万多粒沙子。也可能，会是两万多粒种子吧。”回家路上，刘擎这样想着，感觉有些欣慰。久违的夜色中，灯火斑斓。

刘擎

1963年生于青海西宁，1978年就读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91年赴美留学，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代表作《纷争的年代》《悬而未决的时刻》等，自2003年起每年撰写《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是许多学者每年的必读文章。2020年12月，在综艺节目《奇葩说》第七季中担任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