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义

1月18日，演员郑爽疑似代孕弃养的消息刷屏网络，遭口诛笔伐。这一事件离陈凯歌导演的短片《宝贝儿》引发热议并不遥远。2020年12月，这一代孕主题浓厚的短片虽在片尾标明代孕违法，但因将相关情节刻画得过于“温暖”，引发争议，《人民法院报》发文严肃正告“别以身试法！”

影视明星新闻发酵后，是社会新闻上热搜。四川47岁的代孕妈妈吴川川（化名）因感染了梅毒，遭客户退单，孕育新生儿的过程让代孕妈妈产生感情，最终选择生下孩子。此后，她因生活拮据卖掉出生证，孩子无法上学。于是她不远万里去找孩子的生物学父亲，希望帮孩子上户口，并表达继续抚养孩子的愿望。孕检分娩卫生条件差、代孕妈妈挣扎在贫困线、亲生父母可以退单、代孕儿身份难以认定……此事折射出代孕链条数宗罪，匪夷所思程度令人咋舌，引起公愤和相关部门关注。

《环球人物》记者寻访代孕产业当事人后发现，无论是上述这些离奇的现实故事，还是故事背后的代孕需求和产业链，都已存在和发生很久了。在现实中面临“难言之隐”并寻求代孕的人们，一旦在后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意外，就会发生亲骨肉被退单、弃養等恶性事件。

借腹求子的生物学父母及其家族的所有成员、怀胎十月的代母、与孩子有关的所有当事人，都要面临复杂却难以回避的社会、伦理学难题。与这些难题并行的，还有一条充满罪恶的产业链，至今仍在地下猖獗且肆无忌惮地运作着，亟待立法、司法和执法的重拳整治。

左图：陈凯歌导演的短片《宝贝儿》和非法代孕题材有关。右图：郑爽和张恒在美国成功代孕，如今却相互指责。

伦理关系，终生难捋顺

代孕事件发酵后，《环球人物》记者寻找有过代孕经历的当事人，但他们全部给出拒绝采访的回复。一位做过专题报道的同行说，在给之前联系过的当事人发微信后，他惊讶地发现，有人已经将他删了，有人无论怎么发信息都不回，有人简单回复“不方便说”应付了事。“一位求子多年终于代孕成功的当事人，经常在朋友圈晒娃，我发现他最近直接将朋友圈关了。”刷屏的热搜新闻，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警惕。记者的追问，也让这位同行反思了一下往事：“当年的采访，以为真的了解了他们，但现在看来，有些东西恐怕要伴随他们终生。”

这种大面积拒绝，也是一种回应，而且更让人揪心，因为这正折射出伴随他们终生的心理阴霾。这些曾经寻求代孕的父母，都在努力抹去代孕的痕迹。在孩子成年之前，他们不会告诉孩子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要和代母断绝所有可能的接触和联系，断绝一切意外发生的可能。如今，面对滔滔舆情，记者就成了他们最忌惮的人，他们不允许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泄露身份，导致重大家庭变故。

但是，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靠默契保守的秘密，总有被说穿的那一天。到那时，这些代孕家庭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所有家庭都能独善其身。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熊燕法官分享了她审理的一个案例。小李和小王婚后多年，穷尽各种医学手段，仍无法怀孕。后来只得通过小李的精子和他人卵子的结合，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但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小李理直气壮地向法院起诉，称小王和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小李异想天开地认为，孩子与生俱来的基因，就能成为判定归属的标签，他试图割断孩子和小王的所有联系。“这样一些真能如愿钻到法律的空子，让代孕成为不可逆转之客观事实的当事人，事后却又如此任性企图任意决定孩子的归属。法律也许可以对所有从事、参与代孕的相关人员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刑事处罚。可是，然后呢？那些因代孕而出生的孩子，却并不能因事后的制裁而消失。”熊燕说。

最终，法庭裁定驳回小李的起诉。那些因代孕来到世界上的弱小生命，才是一起起纠纷案中最无辜的存在。熊燕说，法庭更多考虑的是孩子的身份认同，“如果你是那对双胞胎，你是否会问：为什么我的爸爸竭力否定我的妈妈？我因何而来，又是什么（商品还是人）？我到底有没有妈妈？”

然而，事情的发展肯定不会以案件审理的终结而终结。当孩子长大成人，回望父母的案件时，又将面临怎么样的伦理困境呢？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主任谭芳曾代理中国首例代孕监护权案。谭芳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往事时，仍对当事人陈女士找到她时目光中的惊慌、绝望和恳切记忆犹新，“她声泪俱下地哀求：一定要救救我和孩子！”

此前均有婚史的陈女士和罗先生于2007年结婚。因陈女士不能生育，夫妻俩花90万元借卵生子，成功代孕一对龙凤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罗先生在2014年2月突发疾病去世，一双儿女随陈女士生活。但仅过大半年，公婆就将陈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夺回抚养权。

法庭上，陈女士情绪激动地向法庭叙述着几年间为儿女做的琐碎事，言语急切，恨不得把和孩子朝夕相处的一切全说出来。但她的神情却充满恐惧，因为她和孩子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抚养权很可能被夺走。果然，一审判决将孩子判给了祖父母。

随后，陈女士找到谭芳，哀求她作为自己的上诉律师。谭芳详细了解了该案经过，并问陈女士，孩子的祖父母打算怎样抚养孩子。“他们要将一个孩子送到农村老家，一个孩子送到远在美国的女儿那里，而女婿明确表示他们在美国也是工薪阶层，抚养自己的孩子尚且吃力，为何抚养别人的孩子？”两个孩子不能再和陈女士生活在上海，还要天各一方，命运会面临巨大转折。

如果说爷爷奶奶的态度让谭芳吃惊，那么背后情况更让谭芳担忧。陈女士称，罗先生生前拥有一家企业，留下了丰厚资产。他生前的三段婚姻中，和首任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判给自己，女儿判给前妻;和第二任妻子没有子女，和陈女士通过代孕有一儿一女。“罗先生公司的法定继承人有7个——父母、四个孩子、陈女士，他的大儿子已成人，祖父母真正想的是大孙子和他们加起来是7人中的3/7，不足以掌握这个公司，而加上这一对代孕的龙凤胎就是5/7，占据了大多数。”

2016年6月，上海市一中院改判孩子监护权归陈女士所有，全国首例代孕监护权案落下帷幕。

谭芳看清了事情的本质，所谓“血脉官司”，其实是一场公司股权之争！由于孩子的特殊身份，使得案件中的伦理关系非常混乱。作为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并未和孩子一起生活过，只将其作为争产筹码。作为没有血缘关系的陈女士，却声泪俱下地诉说同孩子的浓厚情感。

在郑爽疑似代孕弃养的录音中，那一句夹带脏话的“这个孩子真的打不掉，我都烦死了”，引发众怒。然而，这种冷漠其实是众多代孕案例中的通病。在吴川川被退单的客户身上，在小李身上，在陈女士的前公婆身上，由于代孕而扭曲、淡漠的亲情观，严重冲击着传统伦理，值得深思和警惕。“母亲的孕育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缺少这个环节会缺失感情的培养”，谭芳说。

造孽、血腥的黑产业链

与严防死守的代孕当事人不同，潜伏地下的代孕操盘手仍然在活跃地招揽着生意。《环球人物》记者以37岁求孕者身份暗访了一家名为“惜缘孕育”的机构，对方开门见山地发来业务详情，无论是夫妻试管婴儿代孕，还是借精、借卵代孕，项目一应俱全。

“怕有纠纷，看到有新闻说代妈反悔？”“做成胚胎，后期的法律风险，你们怎么保证？”“后期一系列流程，怎么保证机构的安全？”当记者提出这些顾虑时，对方除了用“你想得太多”之类的话搪塞，将话题直接往重点方向引——先考虑取出卵子，做好合格的胚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供了与顾客的聊天截图，“这个一侧基础卵泡数量有三到五个，最后只取出一个卵子，而且不能用”。

他不停地制造“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的焦虑，“你这个年纪，自己怀的成功率连30%都没有”，同时还主动提出不少看似为客户着想的建议。他说，“促排（卵）只需要10天，如果这个时间都没有，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机构，可以就近给你安排助理或护士，上门打促排针，等取卵时来我们机构就行。”胚胎成功后，为确保成功率，“建议你可以同时进行，在爱心妈妈身上和你自己身上都移植一个”。

机构负责人介绍，二代试管“不包风险包医疗”套餐费用9万元，包括手术费、促排费、移植费、冷冻费;三代试管“不包风险包医疗”套餐费用14万元，相比二代试管能筛查出120多种遗传疾病，并可筛选男女性别。“当做完基础卵泡和AMH卵巢功能储备后，我们综合评估给出方案”，如果条件合格，还有零风险的28万元套餐，两年内不成功全额退款。“如果找代妈，就在28万的基础上再加30万”，机构负责人说，各项要求加码叠加在一起就是找代妈的58万元费用。而从全国各地的曝光案例看，黑市中的代孕费用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

这家机构的代孕妈妈基本以偏远地区的农村妇女为主。他说，机构总部位于湖北武汉，代孕妈妈以前主要来自潜江市，而近两年，以云贵川地区的农村妇女居多。她们都是有过生育经验的妇女，否則没有机构敢录用。“你说怕宝宝生下来不给你，人家有自己的宝宝啊，干嘛要你的？她既然来做这个，老公也都是知道的。”说到这个话题，这位负责人露出凶狠一面：“你放心，万一出状况。她有身份证在的，就算跑到天涯海角，都可以把她找回来！”

操盘手背后，是一个势力庞大的、精心布局的产业链。机构负责人与《环球人物》记者的上述对话，处处隐藏着细思极恐的细节。

在河南电视台近日针对代孕地下产业链的起底调查系列节目中，记录了不少真实的产业乱象。捐卵的年轻女孩被称为“卵妹”，摄像机下，她们被发现在一间环境嘈杂、肮脏不堪的办公出租屋内做体检。在当地卫健委突击端掉的“郑州市天子生殖实验室”内，各种医疗检查设备一应俱全，办公桌上还有厚厚一摞“卵妹”文件信息，这些女孩大多为18岁到21岁不等的“00后”，每张单子上详细记录着她们的身高、体重、卵子质量、服药信息。在一处看似平常的居民社区，当地执法机关得到线索突击搜查，端掉了一处窝藏代孕妈妈的据点，4名代孕妈妈被安排住在一起，一名专职保姆进行日常照料。一位孕妇说：“孩子的父母我不认识，移植胚胎的时候，我被蒙着眼睛，不知在哪里。”另一位孕妇说：“欠了外债，才做代孕，没想过生产的后果。”还有一名刚在上月底生产的代孕妈妈在坐月子，她说，孩子在指定的医院刚生下来就被抱走了，自己不知道孩子叫什么名字。

整合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代孕妈妈的经济状况普遍不佳，在进行胚胎移植、养胎看护、生产分娩，甚至产后护理时，都有一套完整打通的地下产业链条。而这个链条中，最底端的当数代孕妈妈。山东卫视2017年曾暗访湖北省潜江市的“代孕村”，村民说当地的代孕之风已至少10年时间了，有人甚至生了三四个还在继续生。虽然生一胎会有20万元到25万元不等的诱人报酬，但代孕妈妈的危险和艰辛程度是超出想象的。为了保胎，“屁股打针有打得肿起来的，打完这个地方全都是硬的，一天一针，连续75针”。甚至有50多岁的高龄代孕妈妈，也有代孕身亡的例子，“上次一个姑娘三十几岁，生完一个，第二年又怀的时候，刀口开了，人死了赔好多钱”。

还有媒体暗访爆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因父母中途退单、弃养的宝宝，都被代孕中介推销给其他客户，这是一种变相拐卖。可见，代孕机构对《环球人物》记者提出的自己怀一胎，他人代孕一胎的方案，明面上是好意，实则包藏祸心。一旦两胎皆成功，客户又弃养，另一胎就成为他们明码标价的商品。

“最無辜、受害最深的是孩子”

梳理有关禁止代孕的法律条文，最明确的是 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否则会被罚款以及行政处分，非医学需要的代孕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如果机构、中介、个人等非法从事组织和代孕等行为，亦属于违法，情节严重的，涉嫌非法行医、非法经营等犯罪。

“在陈女士案子一审判决之前，我在电视节目的讨论中发表了支持她的观点。”谭芳说，同样身为女性和母亲，她对陈女士的遭遇抱有同情。同时根据最高法院明确的夫妻双方一致同意的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谭芳当时认为陈女士的情况也符合条件。但看到一审判决书，谭芳意识到有关代孕的定性后，觉得陈女士翻盘无望了。“但距离14天的上诉期限只剩下7天了，我一心软，就决定帮她了”，谭芳说，自己并不愿意看到陈女士失去两个孩子，更不愿意看到两个孩子被活生生拆散。

左图：河南电视台起底地下代孕产业链（视频截图）。中图：街头张贴的非法招聘代孕妈妈广告。右图：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相关图书。

律师谭芳。

经过紧张筹备，谭芳大胆引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中国作为该公约的起草参与国和缔约国，主张法院在确定子女监护权归属时，理应尽可能最大化保护子女利益。最终二审决定陈女士获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该案当时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被写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谭芳在替陈女士和两个孩子高兴之余，也不忘非常认真严肃地找陈女士深谈了一次。“我告诉她，不要怨恨一审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要怨恨孩子祖父母，即便二审仍维持原判，也挑不出毛病。一切的错误都是源于你们多年前的那次代孕！”谭芳说，法庭完全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判决，但代孕非法，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

这桩监护权案件完结后，谭芳的律所开始火了。全国各地的代孕纠纷当事人慕名而来，但谭芳目前一个都没接，“我对代孕完全持否定态度，不想站在肯定的态度上去接当事人的官司”。甚至有一个让自己亲侄女代孕的当事人，态度诚恳，报酬丰厚，但谭芳最后无论如何都没有接，因为这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和道德伦理。“打赢了代孕官司，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谭芳说，陈女士和前公婆的经济纠纷，至今仍未结束，代孕引发的风波可能将困扰全家终生。

但谭芳常年关注代孕。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从借腹生子的父母角度来说，代孕首先要面临胎儿健康问题，其次要面临孩子的实际抚养问题。“特别是后者，从法律上来说，代孕妈妈就是孩子的生母，拥有实际抚养权，即便卵子来自别人，也不妨碍法律上的母子关系。”她特别强调，这是代孕中最大的风险，一旦代孕妈妈反悔，即便多年后仍然能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与孩子的生母关系，法律仍然会支持孕妈。而实际上，这样的案件也存在，“有过怀孕经历的女性都知道，怀胎10月和宝宝是有互动的、有感情的”。

此外，当孩子长大成人，也有寻找代孕妈妈的可能性，届时将产生更多情感纠葛和伦理困境。“实际上，在整个代孕链条中，最无辜、受害最深的是孩子。”谭芳说，从父母决定代孕的那一刻起，就决定孩子将终生受害。“虽然社会各界应当对他们进行保护，但有些东西即便靠保护也无法解决。”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会有近亲结婚的可能性;其次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观将面临很大挑战，代孕儿不仅要面临身份认知问题，还要面对世俗无情地选择与眼光，一旦身边人知道代孕儿身份，他们的恋爱观、婚姻观、亲子观，将受到全方位的冲击。

代孕对孩子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潘多拉魔盒”。他们在腹中之时就要跟着代孕妈妈闯过一道道鬼门关，还随时有可能成为肮脏链条下的售卖品，甚至被生物学上的父母亲自退单、弃养，即便在出生后，他们人生的“余震”也将会源源不断。

代孕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