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星，吴春梅，黄祖辉

(1.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3.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乡村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层实践场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对国家治理全局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特别关注的事之一[1]，应摆脱碎片化、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创新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2]。

“三治结合”的宏观困境是如何有效整合三种治理方式的？这是目前相关研究集中讨论的重点问题，其前提是厘清三治之间的关系。“一体两翼”论认为三治不是同等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是辅助[3]；“三治组合”论则认为应该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治理组合及强度，追求最适宜的善治，即实现“和谐的秩序”[4]；“三治整体”论进一步认为三治是有机整体而非简单组合，诉求乡村治理结构的整体优化[5-6]。在探索三治结合的可行路径方面，部分学者结合治理理论来分析三治的实践创新，如在遵循共同体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7]，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乡村社会资本重塑有利于三治融合[8]，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探析乡村治理体系的基层运作逻辑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