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一个当红的批评家写了部长篇小说，发表在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上，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和喜悦，因为那个刊物经常发表无名作者的好作品。这也才是那个刊物的好。那部名为《民谣》的长篇，作品在没有定型前，已经片片断断地在一些朋友圈中流传与阅读。作者像一个热切创制手工的孩子样，在他的创制没有完工前，就兴高采烈地把他创制的一些部件和碎片，捧在手里献给他的亲人和朋友，这不仅让人体会一个孩子的单纯和美，也让人体会亲友伦理的温暖和私密。如今去回忆那些捧读碎片的惊喜和意外，都多少相似地像阅读“手抄本”的一种激动样。

到底那个创制手工的孩子长大了。

到底那近二十年的创制成为疲乏、劳累、搁浅、甩开、思念、捡起、再放下和再拾起，反复如布恩迪亚上校把自己关在屋里没完没了地炼金和做制小金鱼。即便在终于的一天里，上校茫然地从那间充满实验的小屋走出来，宣布了他的失败和无奈，那么布恩迪亚上校的一生，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值得敬畏的一生吗？不是他的家族和经历告诉我们说，人类不只有一个《创世纪》，马孔多的起源、创制和发展，乃至于在飓风中飘飞与消失，都是一个新的创世纪？

《民谣》当然不是《创世纪》或者马孔多，但读这部作品时，它却总是让人——让我去想文学的创世之初那些小说的根基是什么，有哪些，它在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甚或说，一个深知文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