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事，就是等待

那天，尚七爷突然说起“衣禄”这个陌生而高古的词汇，我一头雾水。活了半辈子，的确没听过这样的说法，亦或是没有留意过这么乡土的仪式。

他叹息说：“唉，衣禄没带够，还走不了的。”

“走”是我们那里老人离世的委婉说法。

总之是，我爹自觉大限已到，他唯一的念想就是既体面又安然地离去，然而死神并不如他所愿，再三拒绝他的报到，他只好一天天忍受着水米不进的痛苦，一天天悲伤欲绝地煎熬。磨人的病痛，已经折磨得一个人到了无助而绝望的境地，生之不易，死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那天夜里，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喝一碗用老井水调白糖的水。深秋的老井水啊，冰得瘆人，怎么能喝下去？况且，他已经七八天不吃不喝，滴水不进，怎么又想到喝这个呢？他说，心里烧得慌，就想这个。母亲神色忧郁地问他可想好了，他毅然决然地再三求告。拗不过他苦苦求告，我去两里外的一口废弃多年的古井里打来半桶井水，稍尝一口，冰凉冰凉。母亲找出白砂糠，调了一小碗，想端给他，又有点犹豫不安。我说，爹这种病，就是胃里发烧，或许能清火呢。母亲递过去，他哆哆嗦嗦接过，一仰头，咕咚咕咚喝完了，喝得地动山呼，香甜无比，我似乎能听到水落枯井般的闷响。他响亮地咂着舌，还要喝。母亲又调和一碗，端给他，他依然咕咚咕咚地喝光了，还不解馋，又要。母亲深深叹息一声，只好再添上一碗，他一鼓作气，又喝光了。三碗喝完，他长舒一口气，似乎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这下好了，万事大吉了。”我们十分惊奇，他可是多日水米不进，突然间连喝三大碗拔凉拔凉的糖水，莫不是回光返照？

其实，母亲是明白的，这是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一种解脱的办法。

当她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那一刻，说来很奇怪，我没有丝毫的难过，竟然暗暗替他高兴，像他刚种完一畦白菜、收割完一茬庄稼、打完一场麦子、挖完一条水渠一样——完成使命的终结仪式，我站在一旁叫好。如他常说，这下好了，终于搞完了。如果明天他不再醒来，“这下好了，万事大吉了。”这句临终遗言将成为流传千古的平民遗言之一。

该说的话，每天都重复地说。他也没什么要交待的后事了，剩下的事，就是等待——生命终止的那一刻。

我明知这样说自己的父亲有点残酷，但事实如此，如果你经历过陪伴至亲从生老病痛到走向奈何桥的每一寸时光，我说的是“每一寸时光”！你就会知道，能够平静地说出等待死亡，一点也不夸张。

过了一会儿，他却渐渐有了精神，寡白的脸上有了一点气色，眼里也有了光亮，像暗夜里的烟头一明一灭。然后，他直挺挺躺着，默不作声。大约有吃一顿饭的时间，他突然呃呃呃地呕起来。我慌忙把痰盂拿过，母亲拍着他的背，他呕了一阵，吐出一摊浊痰，如臭鸡蛋的气味。

他抬了抬头，声音乏力却异常清晰地说，你们都让开，我的时辰到了。

我仿佛感到死神近在咫尺，一伸手就能够着似的，却又无可奈何。陪同父亲这些日子，我总觉得老屋里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身上莫名其妙地发冷，每到黄昏，房前的老杨树上就落上一群灰扑扑的鸟，默默地站成一列，像鸽子，又像老鸹，但又都不是，以前谁也没见过，像是突然冒出来似的，看上去冷漠无神，期待着什么一样，直让人心里发瘆。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等待，如同置身荒原、茫然无助的等待，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塞缪尔的经典荒诞剧《等待戈多》，此时此刻，我们多像那两个等待戈多的流浪汉，在空虚绝望的状态中苦苦等待什么。塞缪尔的伟大，就在用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人性命题：很多时刻，我们都在面临着没有止境、没有希望的“等待”，还要有足够的在等待中绝望的勇气。

我和母亲到了厢屋，静静地听着那边的动静，过半个时辰，就去看一看。尽管他执意要走了，但我们又不能让他走得太凄凉。

一开始，父亲竟然安然睡着了，打着均匀的呼噜声。到了后半夜，傳来一阵剧烈的拉痰声，嗬喽气喘，时而让人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十分难受。我想去看一眼，母亲不让去，说，人临终的时候，总有一阵子磨难，活人必须把路让开。这个说法我是知道的，村里老人临终时，都会让敞开门窗，放勾魂的无常进来引渡亡灵。而眼睁睁看着亲人走向陌路，毕竟有点荒诞和残忍，谁的心里能过意的去？可是，人的命，天注定，有什么办法呢？他难受，我们也跟着难受;他痛苦，我们比他更痛苦。

又过了一阵子，渐渐听不到动静。我和母亲起身去看。拉亮了灯，一看父亲脸朝下趴在炕上，痰盂里吐了半盂浊痰。试了试鼻息，仍有气息，睡眠中的婴儿一样;摸脉象，两手脉微弱，是典型的离绝之脉，只有临终之人才有的脉象。我作为一个中医，看脉象、舌象，是基本功。

我和母亲小心地将他翻过身，放平。母亲对着他的耳朵问，给你穿好老衣噢？他没睁眼睛，轻轻点点头。母亲赶紧找出老衣，上下七件，上衣是线衣、衫衣、外套、棉衣，下衣是线裤、单裤、棉裤。先脱去身上的旧衣服，然后一件件穿好老衣，捋得平平展展。

我再次摸了摸他的手脚，渐渐冰凉，像大冷天冻僵了似的。

母亲轻声说：“走，我们把路让开。”

到了厢屋，母亲声音哽咽，说：“看来不行了，你快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都来。”

母亲说的“他们”，是指我的兄弟东明、妹妹东玲两家人，他们都在一两百公里之外。前两天，他们也陪着，等得久了，却无结果，都有自己的事，今天下午便各自回去了。

我看了看时间，半夜三点过一刻，正是熟睡的时候。但情况紧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一一拨打东明、东玲的电话，让他们即刻启程过来，也给妻子晓晓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大早想办法赶过来。

电话中，我听出打扰他们清梦的不耐烦。父亲在弥留之际，他们来来往往已经三四趟，每来一趟，都要从县城和更远的城市赶来。谁都有谁的忙和无奈，但至亲辞世这样的大事又不能不来。

过了两个多小时，东明先赶来。轻手轻脚进屋去看，父亲静静地躺着，虽然一动不动，却有一丝气息。东明便发劳骚：“人还好好的，半夜三更把人叫来，能有啥事！”

他一次又一次地开车跑来跑去，显得焦虑而不耐烦，仿佛谁成心给他找麻烦似的。老父亲躺在炕上奄奄一息，做儿女的怎可大不敬呢？这样的道理，他不是不懂，纯属心态问题。我懒得说他。母亲却一脸不悦，没好气地说：“不想来你就别来了！”

多日的痛苦等待和焦虑不安，已经让每个人都心烦气燥，一点星火都能燃爆空气。只不过，谁都极力克制着。

天快亮时，东玲和妹夫从三百多里外赶来了，紧张的一夜已经过去，父亲又从鬼门关上逛了一圈，回到了阳间——他坐起身来，异常精神，眉目间流荡着近日来从未有过的清爽。他们的脸上似乎写满了失望，虽然没说出口，但我分明听出了他们心里在说：“又没啥事了？”他们开了一夜的车，累坏了，打着哈欠，到另一个房间去补觉。唉，生死由命，能怨得了谁？

邻居尚七爷过来看我爹。他是我们村里辈分最高、年纪最大的老人，满头白发，一把山羊胡子。村人教育晚辈时常说，尚七爷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人家经得多，见得广，自然是说话最有份量的人。

尚七爷迈进堂屋，我爹唉叹一声，说：“又没走成。”

尚七爷说：“迟早的事，不急，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

我爹说：“夜里我喝了三碗冰凉糖水，心想该没事了，谁知糊涂了一夜，还是没走成。”

尚七爷说：“那是你的衣禄没带够，运数没到。”

我爹说：“唉，本来就走成了，走着走着，前门上出不去，有两个穿着盔甲的人立着，一人拿剑，一人拿锤，看上去凶巴巴的，不敢过去;后门有一道光光滑滑的墙，咋也爬过不去。从梯子上翻到邻居家后院走出去，前面有两个影子引路，但走着走着，又是沟又是坎，无路可行，两个影子也不见了，走不出去，只好折回来了。”

“唉，命啊！”他好像对不起谁似的，望着我们无奈地叹口气。

我听着，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想劝他却又不知道怎么说。

尚七爷捋着胡子给我解释，前门上贴的门神没撕掉，两个穿着盔甲的人就是门神;后面停着你们的小车，光光滑滑的墙就是小车，这都是厉害的法器。

我一想，好像有点道理，这形如古时的门神或道符，帮人间守着正道。至于起了多大作用，难以验证。人世间许多超认知的现象，实在无法用所谓的科学来解释。

尚七爷出了门，到了院子里，我悄声问冰凉糖水咋回事？衣禄咋回事？

尚七爷说：“过去老人讲，井水泡白糖是一碗毒药，喝下去会把人的底打通，咽不了气的老人常打这个主意。”

我爹喝了三碗冷水化白糖，仍然安然無恙，并非是井水化白糖的“毒”性不强。我用中医理论细细一推敲，他的脏腑本来阴虚内热，冰凉的白糖水下去，正好冰火两重天，冷糖水把阴火浇灭了，所以人倒没事。

尚七爷又说：“老话讲，人死的时候，阳间里没享够的衣禄要带足才行，不然死了还会醒过来。”

我惊奇地问，真有这样的事？

他捋着胡子慢悠悠讲，咱村五队的何老三他妈，你知道不？已经落了脉装进了棺木，忽然坐起来说，我的床头柜里还有半瓶酒没有喝上，给我拿来。在场有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诈尸了。儿子赶紧去找，果然有半瓶酒在床头柜里。酒拿过来，她接过去掌起瓶子一气喝掉，身子往后一躺，就咽了气。还有，河西村的刘木匠他爹，活了八十岁，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家里人烧了开路纸，正准备往棺木里放，刚一搬动，他又醒了过来，说是有顶帽子没戴上。家里人赶紧去找，结果在衣柜里找出来一顶崭新的棉帽子，给他戴好后，他一翻身躺下，再没醒过来。

我听着太离谱，却又不敢反驳，暗暗吸了一口凉气。

尚七爷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捋着山羊胡说：“都是真真的事，人这一辈子，挣得再多也带不走，但缺下一样都不行，享得福，受得罪，都是老天注定，多活一天也不行。”

我想，乡村自有乡村的一套人生哲学，也许只有活到尚七爷这个看淡生死的年岁，才能真正明白人生的某些况味吧。

谁也没意识到

他会有抗不过去的一天

父亲患的是噎膈，现代医学称作食道癌。知道这个病症的人都清楚，食道癌到了后期，病人几乎滴水难进，最后煎熬到活活饿死。患者与病痛抗争的过程十分受罪，看着亲人无法进食，家人也跟着煎熬。

三年多前，我爹刚患病的时候，正好是“五一”假期，我回到老家。吃午饭时，无意中说起大伯得了食道癌，吃不下去东西。他又说到自己，时常感到吃东西有点噎，有时吃过饭会打嗝。他指着心下三岔口的地方对我说：“这个地方，有时堵得痛。”我帮他初步诊断了一下，基本属于中医“心下痞满”“结胸”的症状，说轻了是脾阳亏虚，邪热内陷;说重了，心下痞塞不通，可能是肿瘤的征兆。当然，医者先医心，我并未实言告诉他那么多，只是当胃病给他开方治疗。然后抓了药，他接连喝了五服，高兴地告诉我，吃东西顺畅了，打嗝的毛病没了，心口也不再感到堵着痛。我也颇有医者的成就感，为此沾沾自喜，说与旁人听，给自己脸上贴金。

那时候，父亲已经是七十出头的人，在田间地头劳作了一辈子，没害过一场大病，没住过一次医院，平常有个头疼脑热，顶多吃两片克感敏、去痛片就能抗过去，我们谁也没意识到他的身体会有抗不过去的一天。当然，有时也会想到，假如有一天他动弹不了，卧病在床了会怎么办。但一想到这个头疼的结局，一个个现实的问题又会接踵而至，对于我们兄弟姊妹天各一方、挣死工资养家糊口的情况，如何应付巨大的住院开支？如何给予充分的临终陪护？如何安抚父母亲人的离别之痛？还有许许多多棘手而无奈的问题，一时也想不透彻。我太清楚这个现实，家有病患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日薄西山、黑夜将至，生活中笼罩着无尽的灰暗。

父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他心里比谁都亮堂，他仿佛洞悉了人生无可奈何的结局。几十年的乡村生涯，他和母亲仅靠几亩薄地，供给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读了大学、中专，有了稳定工作，几乎成了村里的一大传奇。然而，一生的积蓄都花在了儿女身上，他们的老年却没有了依靠，种地，种不动;打工，没人要;有病，看不起;养老，没保障。晚年的他们成了村里最艰辛的人，但要强的父亲，老是想着儿女们的难处，绝不给儿女添麻烦，老两口依然坚持种着三亩地，放养着十来只羊，紧巴巴过着清贫而踏实的日子。儿女们塞给他们的零花钱，又都舍不得花，一分一毫地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让人心疼而不安的双亲啊，越到晚年越让人揪心。

最揪心的是老父亲的病，他一犯病，仿佛日薄西山，天黑的紧迫感越来越近，风雨中一盏油灯随时有被吹灭的感觉。我请教了身边的中医同好，他们的说法基本跟我的判断一致，很可能是胃癌或食道癌的先兆。这个判断，像一座山压在我心头，一时不知所措。有人建议给父亲做个全面检查，查清楚再对症治疗。东明和东玲也是坚持做检查，不查出个子丑寅卯不罢休似的。我给他们解释，中医与西医诊断不是一个概念，中医诊断哪个脏腑或经络病了即是结果，西医诊断结果是给病安个名称。我坚信，查与不查，结果都是一样的，而确证的结果无非是徒增压力和烦恼罢了。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原理，非要西医检查那个结果。我坚持不让父亲去做仪器检查，把他们都得罪了，他们气咻咻地甩锅给我，撂下狠话，“你非要把老子折腾死，我们不管。”我一肚子的不高兴，但没办法让头脑中没有一点中医理念的他们认知中医诊断的可靠性，只是坚持我的看法。

最后，父亲想做这个检查，我也没必要让兄弟姊妹反目成仇，便带他做了，医院的检查結果跟我的诊断一样。我却不能实言相告，只能用“胃热实结”这样的中医病症安慰他。随着病情的演化，他大概也琢磨出了什么，却一直没说，也没追问。对于这个结果，东明和东玲没再说什么，但在治疗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又如出一辙，都是坚持手术治疗。我查阅了一些食道癌患者的医案，也见识过一些食道癌患者的治疗经过，但凡选择手术治疗的并不太乐观。而世俗的治疗都是这样，一经查实大病重病，手术治疗是不二选择，总是把中医当作保守治疗，对于深谙中医之道的人来说，从来不会把中医治疗作为保守疗法，数千年中医治疑难杂症都是积极有为的，张仲景时代早已有了癌症的辨证施治，只不过那时用的是中国化的病称：癥瘕积聚或痨病。

弟弟、妹妹们提出手术治疗，我也有点动摇。我明知手术很难改变一切，只不过延长一点生命的时光，但不这样做自己良心上又过不去。第一次面对亲人的危亡，生与死的关口，谁能淡定？谁又能无动于衷？我们常常面临两难的抉择。手术的事，父亲却不答应。他大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从症状看，与已故的大伯相同。村里也有过好几例食道癌去世的人，没有治好的先例，有的手术后仅活了两三个月。父亲说，我这把年纪了，就是做手术，多活几个月又有啥意义？病治不好不说，还给你们累下一大堆债，我就是死了也不安心呐。

他把一切都看透了，任我们怎么劝都没用。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咨询过西医朋友，对手术的风险、术后的恢复、治愈的概率等，医生也是一片茫然，凭经验说，能有万分之几的向好，已经是最好结果。

我抱定把整个世界都得罪的态度，坚持用中药、针灸等中医疗法，延缓着老父亲病情发展。但愿我的做法不要错得太离谱。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跟父亲，仿佛一个医者与患者的关系，父亲的每一天存活都关系一个医者的声誉和责任。除此而外，我还要时刻准备担当道德谴责的讨伐。

每一天，我几乎陪着父亲与病魔进行拉力赛，听说什么药有效，看到什么方合理，赶紧用来尝试。吃药成了父亲的家常便饭，一天都没有停过。一年四季，家里充满了中药的味道。虽然想尽了办法，但父亲的身体还是像一台老车一样渐渐出了故障。

也许是治疗效果使然，东明渐渐转变了自己的想法，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听说云南某地有一种治疗食道癌的特效药，不惜重金从外地购买来给父亲用。按中医理论，癌症患者到了后期，治疗的第一原则是保持身体其他机能的健康。因为了一个器官的病变，按照相生相克的原理，渐渐会转移到别的器官。食道毕竟是人体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口，直通胃肠，它一旦出现病变，必然殃及胃肠，导致胃肠功能失调。癌症患者最常见的是二便不利、烦躁不安，但根本还在肠胃，只要肠胃不出问题，患者的生命就会延续下去。因此，他的身体只要稍有不适，我总是第一时间对症开方，解除警报，保持身体系统的新陈代谢，尤其是治疗二便不利，一旦出现三五天便秘的情况，父亲就急躁不安，了无生趣。当然，中药的大小承气汤，基本是家中必备。有时老家买不到中药，我会告诉母亲一个偏方，用生猪蹄加一把麻仁煎汤，也能通大便。或者，在地埂上扯一把猪耳朵草煎汤，以通小便。这些土方子，都是硬逼出来的绝招，每每应急见效，自叹神奇。

也许是父亲配合得好，也许是中药的疗效起了作用，他拖着病躯延续了三年有余。但我清楚，完全康复的奇迹不可能出现，当前医疗水平下，人类与癌症斗争的结局仍然是惨败告终。迟早有一天，父亲的病情会恶化到谁也无法控制的程度，到那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临终关怀将是最迫切的问题。

生活按下倒档键，进入倒计时

家有病患，天塌一半。父亲的病越到后期，我越是清晰地感受到，患了癌症仿佛就是与死神签定下了生死协议，往后怕日子，死神会随时光顾。从此，父亲的生活便按下倒档键，进入倒计时，苦也罢，乐也罢，开心也罢，烦恼也罢，都如沙漏里越来越少的沙子。父亲说，过一天算一天吧，我这病就是捱个时间的事，捱到哪天算哪天。

病痛煎熬着他，也煎熬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常，我们为了在社会上活出个人模人样，各自忙得一塌糊涂。父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有心无力。我在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市区，东明在县城上班，东玲在三百多公里的外另一个城市，陪伴父母几乎与我们的生活背离，老家里只有母亲相伴，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相依为命，相互取暖。而当父母身体稍有风吹草动，我们三个漂泊在外的儿女便如同候鸟，扑楞楞往回飞，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再到乡下。但在他们的孤独与无助的时候，我们却远在天边，无法安抚。生为人子，实在惭愧。

在父亲的治疗上，我无法统一兄弟姊妹的共识。我时常想，不论有几个儿女，每一个儿女都是父母的唯一依靠，做好自己，便对得起天地良心。对父亲的病，我每天都要不停地电话问讯，他痛苦，我焦虑;他煎熬，我恼烦。无可奈何的现实，无力挽回的沉疴，时不时压在头顶上，无法逃遁。父亲不识字，要给他交待煎服中药的方法需要一遍一遍、一步一步教给他，电话里说，半天讲不清楚，他一次次听了还不明白，有点着急，我也跟着急，少不了说几句没轻没重的话，甚至大声吵吵着让他放下一切，赶快到我这里来治病。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唯唯诺诺，嘴里“对、对、对”地应付。话说过了头，挂了电话又后悔，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一天天牵挂着他的疼痛、苦恼着他的没文化、想像着他吃不下东西的艰难，心里跟着着急无奈。我是强加给自己一个医者的角色，不自量力地担当“活人救命”的救赎使命。

父亲的病渐进式发展，开始是吃东西打嗝，后来吃下东西呕吐，进而发展到吃不下东西，眼望着美食佳肴却连咽口水都不易。用侄儿乐乐的话说，“纯粹是没有生活的质量。”而越到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人越是贪念人间。有一天，一辈子从不哭泣的父亲当着我的面泣不成声，求告似地说：“娃啊，你快给我想个办法，让我哪怕顺溜地喝口水都成！”我感到他已经到了脆弱不堪的时候，也想抱着他痛哭一番，但他更需要精神支柱，我只能强忍着，温言细语安抚他，从中医典籍中搜寻秘方奇术。我试着在天突穴、膻中穴、膈俞穴针灸，以气引针，疏通经络;我尝试着用口含生附子粉的验方，想以毒攻毒打通食道关节;我想尽办法弄到药店买不到的巴豆，煎巴豆桔梗汤舒张食管以利下咽……但凡治疗食道癌有效的方子，几乎都试验过。后来，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请教一个西医朋友，他说，食管支架植入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于是，联系医院做了一次支架植入，术后，他很快又能顺溜地吃饭了。他感慨现代医学的发达，说，“放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我的爷爷就得了食道癌，后期什么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活活饿死。

从父亲的病痛，我突然感受到，“吃”对于我们多么重要！你可以想像，当一个人想吃吃不下，对吃东西产生恐惧的时候，活着还能有什么信心？有时，心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人与其这样没有质量地苟活于世，何不早日解脱了事。而一旦想过，一种可耻的罪恶感就会随之而来，内心既惶恐，又惭愧。在村里，家有老人长年患病，时间一长，晚辈总会心生怨隙，出口埋怨：“老不死的咋不死呢，把人拖累的。”老人会骂他们造孽。我的内心时不时会冒出的这类造孽的心理，也许，我不是个孝子。

在漫长而看不到终点的治疗中，父亲一方面忍受着病痛煎熬，另一方面厌烦了苦涩的中药，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渐渐对治疗失去信心。但他又不得不“使命”般地活着，为自己的体面，为我们的声誉。

突然有一天，他受尽了病痛与苦药的磨难，病痛又渐渐消解了人生的喜乐贪念，说啥都不想吃东西，只想等死。用他的话说，“一辈的业债该还清了。”

年迈的母亲没了主意，瞒着父亲打电话给我。一时之间，我怎么也想不通，曾经找我看病的患者，哪怕是临终患者，都不会妄为等死，哪怕多活一天。老爹这一想法，实在让人事料不及。母亲告诉我，父亲的意思是先不要告诉子女，等他实在不行了再“通知”我们回去。我一听，心里一紧，有这个想法怕不是好兆头，让母亲把电话给父亲接听。一阵嗡嗡声，父亲好像是犹豫着接与不接。他要强了一辈子，凡事打定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好在，最终还是接了。在电话中，我劝他，你每天多多少少吃一点，哪怕喝点汤也行，等我忙完手头的事，马上回去帮你治疗。那些日子，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回老家。

父亲病痛难熬的时候，曾在乡镇医院诊治过多次，但医生常常束手无策，至多象征性地输点止痛或营养的液体，除此而外，毫无办法。我若陪在身边的日子，可以施针，可以辨症用药，总能救危急于一时，这也是他依赖我的缘故。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儿子，我知足了。这个病好不了，幸亏有你一直给我治着，不然早就埋到了北山，你就让我早点走吧，不能再拖累你们……你们做个准备吧。”说着，他声音哽咽，泣不成声。北山，是祖坟所在，多少代人都埋在那里。听着这话，我仿佛面对他老泪纵横的苍容、匍匐在地的卑微，想劝他，却无言以对，任何话说出来都那么苍白乏力。

你们听，赤叫子叫了

父亲水米不进的第七天，我与妻子晓晓赶往老家。

回乡的路上，处处呈现着秋收的忙碌，斑驳陆离的庄稼地里，纷乱而苍凉，从来没有一个秋天像现在这样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傍晚时赶到老家。数十年风吹雨打、寒来暑往，暮色中，土坯房如同苍颜皓首、脊背佝偻的老人，暮气沉沉，破败不堪。

我和晓晓进了院子，东玲迎了出来，接过我们手里的东西。她在一个超市打工，昨天刚请假回来。她冲我摇摇头，脸上布满无奈的表情。

走近堂屋门，似乎能闻到一股木头腐朽的味道，晓晓也吸了吸鼻子，表示闻到了异样的味道。进了门，看到父亲斜躺在炕上，颧骨高耸，两眼深陷，整个面部像美术学院绘画写生用的雕塑头颅骨一样，看不出一点生机。半个月前，我来看望时，父亲还是精精神神地走进走出，试图攀爬上院子里的梨树给我们摘梨子，被我们劝阻了。他又闲不住，颤颤巍巍地从后院拖着一筐木柴，帮母亲做饭。这些，对于父亲已经十分不易，毕竟七十多岁的人，而且身患绝症，谁也不敢让他劳累。年轻时的父亲，高高大大的，走路生龙活虎，腾腾生风，一百七八十斤的粮食麻袋扛在肩上能上两层楼高的库房，一晌午能割二亩麦子，这都是村里无人能比的骄傲。如今，父亲却形销容改，说老就老了。时光，仿佛突然抽走了他七十多年的大好年华，只留下光焰的余烬、落日的余晖。说不出的苍凉在我心底暗暗滋生，但我只能克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看到，父亲望见我们的刹那，眼睛突然一亮，努力地伸了伸身子，想坐起来，却没有成功。他用沙哑的声音问：“你们来了。”随之，眼角涌出泪水。我和晓晓走过去，握住他的手——那哪是手啊，仿佛一把骨头，粗砺硌人。我极力掩隐着内心的酸痛，安慰他：“不要紧，有我在，你會好起来。”父亲叹了口气，决绝地说：“不行了，你别再劝我吃药，说啥都不治了，你们让我快点走吧。”我明白，父亲是铁了心不再接受治疗。我只好顺着父亲说：“好好好，不治了。”父亲又有气无力地说：“你们都有公事，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就不回来了，等到了那一天，你们回来也不迟。”我心里就有点说不出的难过，想说点什么还没说出口，妻子晓晓先自作主张地说：“老爷子，公家的事固然重要，但谁没有父母？父母养他们几十年，难道连陪护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吗？你放心，他会一直陪着你。”

我望了她一眼，十分惊奇，这些话，绝不是她平时能说出口的。因为临终，一切仿佛从零开始，该表达的必须表达，该说出的必须说出，否则，一切都来不及说了。我便感激地冲她点了点头。

然后，给父亲把了把脉，脉象仍然节奏分明、纹丝不乱，除了气血微弱，并没有离绝之象。父亲问：“你看还有几天时间？”我说，“好着呢，不要紧的。”父亲唉叹一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已经七八天不吃东西，咋就死不了呢。”说罢，閉上眼睛不再言语，人突然萎缩了许多。

晓晓背过身去擦眼泪，东玲坐在炕沿上埋着头不言不语，屋子里那股腐木的气息似乎更加浓重。

又过了一阵，父亲忽然说，“你们听，赤叫子叫了，阎王派小鬼钩魂来了。”他虽然病着，但一直耳聪目明，院门外谁说话、谁的脚步声，他都能听得出来。我出去一看，老屋后面高大的杨树上，果然有一只赤叫子呱呱地尖叫，声音有点瘆人。村里人把猫头鹰叫赤叫子，小时候老人常讲，赤叫子是钩魂的鸟，人离世前，总会听到它的叫声。我强忍着悲怆，笑了笑，说：“你别自己吓自己了，时辰不到，走不了的。”父亲说：“我不是怕啥，就怕咽不了气啊。”他说的，我虽然明白，但心里七上八上，实在不是滋味。给人诊病中，遇到的这类情况实在太多，许多事都由不得人，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任何高明的医生也难下定论。

厨房里，正在做饭的母亲满面愁云，唉声叹气地说：“前些日子一直是前心痛到后背，药也不吃，饭也不吃，一天一个样……七八天了，一口饭没吃。”我一听就明白了，母亲有限的常识中，人只要七八天不吃东西就会饿死。父亲也这么认为吧，这大约是世人普遍的认识。其实，在中医研究中，人只要多少还能喝进些水，不发生脱水或肾功能衰竭，心脏没问题，其他脏腑还好的话，不吃食物也能存活十来天，甚至更长些。父亲是不吃食物，但每天吃止痛药，总还能喝进水，足以维持微弱的生命。我把这个情况讲给母亲，想打消她的顾虑。她听了，又有了另外的担忧，说：“如果一二十天不吃东西，就更受罪了啊，咋办呢？”

东玲犹豫地问：“大哥，老爹这个状态还能维持多久？”

我说：“我纵然会医术，但还达不到断生死、决阴阳的境界，只能说，随时都有可能。”

东玲又说：“我才请了三四天假，超一天扣三天工资，如果等……我是不是还得回去？”

晓晓听出了她的想法，不客气地说，“老爷子都这样了，你还顾虑这啊那的，就不能放下一切。”

我知道东玲的情况，不好反驳晓晓。这个妹妹日子艰难，下岗后好不容易找了份超市打工的稳定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勉强能维持生计，四十多岁的人了，丢掉这份工作再找确实不易。

晓晓又说：“我们谁容易啊，你大哥面临着考察升职，我也在评职称，耽误了就没机会。”

母亲却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似乎有些不悦，冷声对我们说：“你们都回去，等咽了气打电话再过来也不迟。”

我们便有些尴尬。

我便打圆场说：“明天再看，如果正常，你们先回去也行，我留下陪着就是了。”

正说着话，院门外传来汽车刹车声，东明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跟他一起进门的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他们抬着一个氧气瓶，来急救似的。

东明在县卫生部门任职，手中多少有点权力，私下叫个医生来帮忙自然不在话下。

他一进门便大声野气地说：“胡大夫，你们给看看啥情况。多大点事，不行就住院。”

大概来的路上，东明介绍过我的情况，胡大夫谦虚地说，你们家就有好大夫，我这是鲁班门前卖弄呢。我客气地跟他说，术业有专攻，你还是请出手吧。他笑了笑，拿出听诊器，走到炕前，满面笑容地说：“老爷子，我先帮你检查一下。”

父亲一点也不给面子，手缩进被子里，不让诊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要给我治了啊，求求你们别让我受罪了，行不行？”

胡大夫多年职业养成的沉稳气质使然，慢悠悠地说：“老爷子，儿女们都有孝心，你只有治好病，才能让儿女们放心，来，我先帮你诊断一下，看能不能治。”

父亲偧起瘦如木柴的手无力地挥了挥，嘶哑着嗓子说，“算了，不折腾了，病，是看不好的病，不劳你们了。就是住院，顶多让我活个十头半月，命救不下，还欠下一大笔债。”

胡大夫面面相觑，看着东明。

东明连劝带哄说：“爹，不行就先住几天院，总不能在家等死啊？”

胡大夫也应和着说，“如果不行就做手术吧，现代医学这么发达，总会有希望的。”

父亲一言不发，闭着眼，歪歪斜斜地靠在炕墙上，看上去精神游离，什么也听不进。

实际上，前几天不吃东西时，东明已经联系了乡镇卫生院，让他们给挂个家庭病床，输点能量类的液体，让人先有了精神再说。但父亲拒绝输液，甚至连中药也不喝。这个节俭了一辈子的老汉，临了，还怕给儿女添累赘。

东明也没了主意，给胡大夫递了支烟，让了座。自己坐在炕沿上，温言软语地劝说。胡大夫也帮腔说话，说着当下医学如何如何发达，劝父亲无论如何进医院接受治疗，即便实在治不了，也让子女心里安宁。

我听着，心里却作着两难的抉择。我当然盼着父亲能够好起来，至少能在可治疗的情况下延长生命，但又不愿让他经受过度的医疗折腾，即便是手术，至多是维持不多的时日。也就是父亲所说的，“能活个十头半月而已”，其间还得忍受各种检查，如抽血、化验、输液等，正常人也会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从中医的角度看，到了这一步，即使大罗神仙也徒叹无奈，免强施治，反而是一种受罪。

尽管胡大夫说了很多“假如”，父亲就是不愿意接受治疗，只求一“走”了之，谁也无法动摇他的心思。

我给胡大夫使个眼色，打住了话题。

这时，饭做好了，母亲和东玲把饭菜端到堂屋里，摆好碗筷。一屋子人都劝父亲吃一点，他摇摇头。连续多日，母亲已经习惯了，我们望着一桌子饭菜，谁也拿不起碗筷。

母亲说，你们吃吧，他每天都这样，想吃也吃不下啊。

东明先拿起碗筷，劝胡大夫和大家吃饭。大家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胡大夫有点愧疚地说，“老爷子和别的患者不一样，我们碰上的病人都是想尽办法活着，哪怕不行了，也要挣扎着活，而现在是……如果这样，你们也早做个准备吧。”

东明呢，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满不在乎地说：“不会吧，看起来还好着呢。”

胡大夫说：“这种情况不是从表面看就能看出来的，好好的人，一觉睡着醒不过来的也多的是。”

父亲闭着眼睛，依偎着被子，斜躺在炕上，一切都与己无关的样子。

一顿饭吃得如同嚼蜡，匆匆收场。饭后，乡村夜色如墨，一片寂静。我又看到屋前的老杨树上落满了灰扑扑的鸟，默哀似的。

东明本是一片好心，父亲却不领情，他有些懊恼，匆匆跟父亲说了一声，就带着胡大夫回城里去了。

指不定明天再也看不到太阳了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一早起来，秋阳高照，晴空万里，熟悉的乡村气息让人陶醉。如果父亲安好，真是一个适宜家人团聚的好天气。

父亲照例没有吃早饭，但他下了炕，拄着拐杖到后院方便完毕，坐在院子里，看着我们装麦子。

院子的廊下，有一囤今年的小麦。年初时，我们坚决反对父亲再种地，但他坚持要种一年，说是最后一年，没想到一语成谶。三亩地的麦子，打下后晾晒在一个粮囤中，一直放到现在。他怕自己离世后，这些粮食没人打理，几天前就着手卖粮食，四处找人联系，最后联系送到乡镇面粉加工厂去。所以，一早起来，我们就忙着装粮食。

他说：“好麦子啊，闻着都香，可惜了，卖不上好价。”

晓晓小声说：“你听，老爷子还说能闻到麦香。”

东玲高声问：“爹，你还能闻到麦子的香？”

他说：“咋闻不到，像刚蒸出的馍馍一样香啊！”

我细细一想，麦子的香还真是这个味道。多少年来，我确实形容不出麦香的味道。

我抓起两把麦粒，干净、饱满、温润，忽然想，这麦粒多像小小的兄弟姐妹一样，也是父母的孩子，凝结着父母亲一个春天又一个夏天的心血、汗水和期冀，如今成熟后，却又免不了骨肉分离的结局。

“想什么呢，快点装。”东玲催促。

我赶忙收回思绪，往尼龙袋里装麦子。

一袋袋麦子装好，东玲开着电瓶三轮车，我和晓晓跟着，一趟趟往加工厂送，来来往往送了七八趟，把三千多斤小麦送到了那里。然后清理完粮囤和支架等，院子里顿时空出一大片，每每望过去，像丢了什么东西。

父亲一直坐在阳光里，看着把麦子送完，仿佛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好了，地方宽敞了。我要没了，那里可以支起锅灶做饭。”

其实，我们腾空这块地方，也是考虑到给父亲办后事时，院子里空间大一些，招呼来往的流水客，必须有一块支锅灶的地方。但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我总觉得怪怪的。

他又说：“我坐的这块，上面蓬住，停放老房子，院子中间拉上一个大灯泡就行。”

“你想这些干啥，到时候肯定把你放安稳了。”我急忙打住他的话，心里却像被烙铁烙了一下的锐疼。

头顶的阳光越来越强烈，我劝他回炕上去躺躺。他说：“我再晒晒，指不定明天再也看不到太阳了。”

他说的平淡，我却如听天雷，惊得半晌无语。是啊，能多晒一晒太阳，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这时，堂叔星河提着一箱蒙牛酸奶进来探望。他远远看见我爹坐在院子里，呵呵笑了几声，朗声说：“三哥看起来有精神了，快好起来吧，俗话说，闯过鬼门关，多活三十年。”

星河叔与父亲年轻时有过节，是为争一块地大打出手，自此不相往来，路上碰见连声招呼都不打。今天他能过来，颇为意外。

父亲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声音沙哑地说：“欸，啥风把你吹来了？这些日子我还在心里念叨，这辈子可能跟你和解不了了，没想到，你还有心啊。”

星河叔放下牛奶箱，双手作揖说：“老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几十年了，多大点事，该放下了。”

父亲说：“好，你能放下，我心里也宽敞了，不然要把遺憾带到棺材里去。”

星河叔上前一步，握住父亲的手，眼里闪着亮亮晶的泪花。

父亲拉起裤脚给他看，两只小腿看上去只有两根骨头突兀地显出来，真正的“皮包骨头”样子。他说：“都这样了，老天还是不给我个痛快。”

星河叔说：“你阳寿未尽，阎王爷还不到收你的时候，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就好。”

我忽然感到，到了他们这个年纪，谈生论死就跟小孩过家家一样轻松，并不像平常人们理解的那么沉重。

星河叔握着他的手，宽慰他：“好着呢，比起那么多得了病的人，你算是磨难最轻的，二队的孙老二也是这病，最后痛得喊爹叫妈，一夜一夜地叫，一条街上的人都睡不着。河西村的白家老大最后连口开水都喝不下去，一片药也喝不下，生生疼死了。”

父亲说：“倒也是实话。我呢，大娃一直用中药治着，倒没那么受罪，现在怕是不行了，晚上睡不倒，躺倒睡不着，实在难熬，一夜夜睁着眼睛盼天亮。”

星河叔说：“这也是你的福气，别人家谁能遇上这么好的儿子治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农村里陪娘老子到死的能有几个啊。”

我一边整理着房间的东西，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他们闲谝，觉得父亲言谈还如往常一样，不像立马就倒下的人。我倒是期盼他能好起来，哪怕再熬三个月、五个月，到了年底，大人也空闲了，孩子们都放假了，一切从容来办。问题是，他是铁定了心要“走”，谁也无法左右他。

星河叔陪着他说了好长时间话，陈芝麻烂谷子的，讲的都是过去几十年的旧事。他却格外精神，说起好多事，记得比星河叔还清晰。

我拿出手机，给两个聊天的老人拍了张照片。暖融融的秋阳下、土土的院落里，两个耄耋老人促膝言谈，颇有乡村情调的一张摄影。我不知道，若干天后，再翻看这张照片会是怎样一番滋味在心头。

聊了半天，星河叔要回家。我送他出了院门，他说：“看起来还不打紧，啥都清清亮亮的。”我问：“那他为啥实在不想活了？”星河叔唉叹一声，说：“人活到时候，就像树叶要落一样，谁也拦不住，你们就费心照料吧。”我点了点头。

回到屋里，父亲自念自语地道：“没想到星河还会过来，这辈子，最后一个心病总算了了。”

我对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从小玩到大，几十年的情分不是想丢就丢开的。”

看他的样子，似乎没有想像中那么危急，一时半刻没什么不测，便要打发晓晓和东玲先回去，毕竟，都有各自忙的事。东玲犹豫了片刻，又跟父亲说了一会儿那边打工的事，父亲点点头，让她回去。晓晓也说，先回去看一下评职称的事，过一两天再来。父亲挥着手说：“人死如灯灭，就那么回事。你们都回去吧，不守了，等我躺倒再来也不迟。”

看了看时间，还来得及赶上一趟班车，我便送她俩到乡镇班车停靠点。

她俩一走，院子里顿时空寂了许多。母亲有些不习惯，我也感到不适，这是过去的几十年从没有过的感觉。过去，每次回来，这个土土的院落总是温馨宜人，处处都有童年的味道，而现在却是异样的，仿佛自己显得有些多余。

到了下午，母亲去房后菜地摘菜。我坐在院子里看书，看着看着，瞌睡一来了，头埋在书页上睡着了。

……好像是一个奇异的村庄，房子都是圆圆的土丘一样，一些人，从门口探头探脑地远远望着我，我一走过去，他们倏忽一下就不见了。我推那些石头的门，却怎么也推不开。忽然，我看到父亲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一身的土，身旁跟着两个穿黑衣服的人，看不清头脸，他们正在推另外一个石头门，只轻轻推了一下，那门就开了。我喊了一声“爹”，父亲刚一回头，那两人推着他钻进那石门里去了。

啊——咳咳——

猛然一惊，我才发觉做了一个梦。屋子里，父亲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我赶忙进去一看，父亲侧着身歪在炕上，嘴大张巴着哈气，进气多，出气少，头脸青筋贲张，手脚四处乱抓。我尖叫了一声，连忙上去帮父亲拍背，又掐了内关、天突穴，好半天才理顺了气，一口痰终于咳了出来。母亲进来，猛然看到这情形，顿时又急又吓，浑身发抖，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

我安慰她说，不要紧的，一口痰没上来。

父亲缓了一阵子，气息平稳了许多，他却泪水涟涟，拍着炕席说：“你为啥要拉我这一把啊，刚才本来能走了的啊！”

我故意开玩笑说：“阎王爷还不收你，你要好好活着。”

他半睁半闭着眼，唉叹一声，说：“我明明看见牛头马面来抓我了，他们正往我脖子上套枷锁，你进来一挡，他们不敢下手，悄悄溜走了。”

我听着，像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情节似的，又想起刚才自己做的梦，真是说不清，世上难道有这么巧合的梦？

父亲不再言语，頭歪在一边，睡着了似的。

母亲也许是担心父亲突然撒手人寰，许多事没有人手去做，又给东明打了电话，让他回来一趟。

晚饭时，东明开着车来了。一看父亲还是老样子，嘴里直唠叨。意思是我和母亲拿不准局面，又把他折腾了过来。我本想说他两句，又怕父母听到难过，忍了忍没有发作。

父亲一时醒着，一时睡着，气息悠悠地斜靠在被子上。我叫他吃饭，他摇摇头，指了指茶杯。我兑了点开水拿给他，他含了一口，漱了一下，又吐了出来，接着又是不停地咳痰，看着让人心里无比压抑。我没好气地对东明说：“你自己看，都这样了，还叫没事？”

东明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父亲精神缓和过来，坐起来又和我们说话。他让我们把尚七爷请过来，说有事交待。

母亲悄悄对他们说，看来，他是想托付啥事。小时候就听说，老人临终前，常常要找个辈分相当的人，当着儿女们的面交待后事。

按他的吩咐，我请来了尚七爷。

坐定后，他说：“如果我咽了气，还请尚老哥主个事。他们小辈都不懂，该咋办你给指点着。”

尚七爷说：“那是自然。”又问他还有啥放不下的。

他说：“没啥了。老房子呢，准备好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丫头都给置办好了，到时候把我放正入敛了就行。”

尚七爷问我，棺木里撒的五谷杂粮、用的棉花都准备了没有？

这些讲究，我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说：“已经叫老婆子准备下了。”

尚七爷还交待，咽气的时候儿女们都不要待在身边，那口气容易伤人。人落了脉，也不要把眼泪滴到死人身上，一滴眼泪一个钉，死者受不了。

父亲再次嘱咐我们：“尚七爷说的，你们都要记住了。”他又说：“我已经时间不多了，你们三个要相互帮衬，过好日子，把你们妈照顾好。我一走，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你们就商量着咋安置妥当，我也就没啥牵挂的了。”

然后，他们又说请客的事、请东家的事、请道士的事，还说到了穿老衣、入敛等死后的细节。

听父亲和尚七爷安排后事，我的心里既别扭，又酸涩。而父亲，仿佛把赴死当作自然而然的事，坦坦荡荡，无牵无挂。

夜渐深。我忽然听到，后院的杨树上，赤叫子又呱呱呱叫了一阵，漆黑的夜空冷冷清清。

送走了尚七爷，我想陪着父亲，他却执意不要，说：“把门窗都打开，院门也打开，关了灯去睡。”不知是心理作祟，还是环境使然，我的背上竟然有一种阴森发冷的感觉。

到了厢房，东明没心没肺地躺在床上蒙头大睡。他自小就是这样大大咧咧，我和母亲也不好说什么，就在椅子上坐着，坐累了躺一躺。时而，打着手电去看一下动静。

父亲还是直挺挺躺着，悄无声息。子夜时，迷迷糊糊地听到一阵急遽的咳喘，他好像是叫人。急忙走过去，拉亮灯，他闭着眼睛，手却指着痰盂，表示要吐痰。痰盂拿给他后，他又挥了挥手，示意我出去。

我到了另一屋子，侧耳听着，每过一阵，父亲挖心捞肝地急喘一阵，咳咳咳吐一阵痰，然后又归于平静。而越是无声时，越是煎熬，谁也不知道下刻什么结果。

母亲惴惴不安地搓着手，揣测说：“看起来，可能过不了今夜。”

我居然跟母亲想法一样，似乎都在等这样的结果，却又不忍面对。

直到五更鸡叫，父亲吐完了痰，却又平静地睡着了，气息平稳，像常人一样。母亲说：“看来没事了，快睡一会去吧。”

我听得出，母亲的语气里有一点失落，又有一点侥幸。我的心里仿佛有一团荒草疯长，缠绕着，纠结着，凌乱不堪。父亲的生死之虞，一点点碾压着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了丝毫腾挪闪转的空间。

实在不行，给我找个痛快的药吃上

我看过不少食道癌患者的医案，到了末期，大都滴水不进，陷入发烧、昏迷、神智不清，但父亲并不像平常癌症病人那样，除了不吃食物，他一直很清醒。我庆幸当初顶住压力选择了中医治疗的方向，能够让父亲保持应有的尊严面对死神的召唤。

父亲已经十天不吃东西，看上去更加瘦弱，前两天下炕自己拄着拐杖就能走路，现在需要有人搀扶才能行动，但他头脑清晰，一切都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东明陪了两天，看着没什么大问题，要回县城去，这些日子，他的岳父也是身患绝症，还在县医院里住院治疗。父亲也听说了他岳父的病，问是啥情况。东明似乎认可了我三年来中医治疗的实效，哀叹着说，化疗、手术，啥手段都用上了，钱也花了个精光，人呢越治越虚弱，才短短三个月，已经没一点样子了，当初，还不如中医治疗呢。

东明走后，我陪在父亲身边，给他擦了擦身子，分明能感受到，他身体的能量正在一点点耗尽，就像充电的手电筒，随着时间推移，光亮渐渐微弱。

我记不清曾经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诗：黎明会不期而至，但黎明前的黑暗是無期煎熬。此时，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期的煎熬。

母亲问：“你是不是牵挂外地的孙子？”

父亲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回不来也没啥，就是我死了没人举那个招魂幡。”

我听得出来，他是怕孙子回不来，缺少一个举招魂幡的孙儿。在老家，这个幡，必须是亲孙子来操持引路。

我的姑娘远嫁南方，刚生过孩子，回来不大方便;东明的儿子乐乐远在东北上大学，一时半刻也回不来。

尚七爷每天有时间就进来看一次。他摸了摸父亲的手，肯定地说，手还热热的，人还清清楚楚，还不要紧。

母亲讲了他盼孙子的心思，尚七爷说：“老人一旦有牵挂，也是轻易咽不了气的。”他说，村东头的宋家二爷，人都躺在炕上五天五夜了，只剩下一丝丝气，就是断不了，可是，他那新疆当兵的小儿子一进门，刚叫了一声爹，马上就咽了气。还有我们跟前的周老三他爹，一直发烧烧得迷迷糊糊，就是不停地念叨孙子的名字，外地上学的孙子刚一回来，当天就走了。他让母亲还是叫孙子回来，要不然老人咽不下气。

母亲便把老父亲的心思和尚七爷的话，在电话中跟东明说了。东明说，那就让乐乐马上回来。

我细细一思量，这叫什么事啊，让孩子回来的目的，竟然是为了让父亲尽快咽气。心里这么一想，更不是滋味。但让孩子回来，却也是刻不容缓的事。

两天后，远在东北上大学的乐乐终于赶了回来。乐乐进门叫了一声爷爷，父亲浑浊的眼角顿时涌出大滴泪水，拉着乐乐的手，颤抖着，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说：“乐乐来了，好，好。”乐乐抹着眼泪，望着爷爷哭。

过了半天，他又自怨自艾地对东明说：“乐乐回来，误了学咋办？唉，我这老不死的，咋就走不了呢！”

我听得出，孙子的回来，既让他惊喜，又让他有了急迫的意味。

他让我把脉，我摸着他瘦骨嶙峋的手腕把了半天，虽然脉象沉细软弱，呈气血衰弱之兆，但仍平缓有序，没有衰绝气象。父亲期盼地望着他问：“咋样？”我实在不能给他一个定心的答案，模棱两可地说：“不好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

他的眼光顿时像熄灭的烟头，幽怨地叹息：“咋就走不了呢。”

我劝他：“说不定，这些日子把坏细胞都饿死了，要不再喝几付药试试？或许能起死回生，把病给治好了呢。”

他哀叹一声，说：“算了吧，我知道大限到了，咋治也没用，你就快些让我走吧。实在不行，给我找个痛快的药吃上。”

我哭笑不得，老爹真是病糊涂了，这主意都能想得出来。真给你吃个药，你痛快了，我不成了谋害亲父的罪人。

父亲又乞求似地跟我说：“儿子，你就给我找个药吧，我知道你有办法。”

我劝他：“千万不要这么想，人的阳寿有定数，没到时间，就是阎王爷也不能强行把你拉走。”

父亲无助地叹口气，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呆。

接下来的时间，他连水都不喝了。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他也硬忍着，嗓子干得嘶哑，说话都压低了声硬往外挤似的。

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极限，却又格外坚韧，像柔软的丝线，看似轻柔，却一时半刻断不了。

他平静地等待死神的光临，一家人也陪着他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来临。

在等待的时间里，每一天都格外漫长。我每次望见西天残留的夕照流云，就会出神地想，那分明是一道带血的伤口，渐渐，由鲜红转到灰白、再到黧黑，结了痂一样。

太阳升高时，我搀他到院子里晒了会太阳。趁着天热，给他洗了头，理了发，擦拭了身上。几个邻居进来看他，陪他聊了聊天。中午，困了一觉，起来后，看他直挺挺躺在炕上，似睡非睡。然后有心无心地翻了几页书，看了一阵手机上的信息。中医院院长给我留言，科室主任竞聘，你有什么想法？我回复说，守望死神，刮骨疗伤，没那心劲了。几天的时光，我仿佛悟出了半生都没想通的道理，什么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升迁进退、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不过是人生这场大戏中的几个不和谐符号而已，等到了父亲的这一步，那些费尽心思的奔劳还有什么意义？

时光仍然不紧不慢，短短几天，我却感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百无聊赖日子。

东明和乐乐父子俩觉得无聊，除了睡觉、玩游戏，也没什么可做的，整天急得转来转去。乐乐总是问：“爷爷这个到底什么情况？”东明说不清，乐乐焦虑地说：“我请的假期只有几天，到时候咋办？”东明不高兴地说：“再大的事能大过这事？”乐乐气咻咻地噘着嘴，不再跟他说话。

午后，一个发小叫东明去喝酒，他正好闲得慌，欣然前往。傍晚时，喝得醉醺醺回来了，一进门就跌跌撞撞地走到父亲炕前，拉着他的手，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嘴里含糊不清地说：“老爹，你就放心地走，孙子也回来了，我们会把你放到安稳处。”我劝他不要胡说了。他梗着脖子说：“我咋是胡说了？一家人都守着，不就等老子死的个事？你们不好说，我说，人活千岁，终有一亡，谁不一样。”

他虽然说的是实心话，但我们听着却刺耳和露骨，恨不得上去给他几巴掌，母亲也气得发抖，但看他喝醉了，都不好发作。

说完，他又抱着父亲痛哭起来，父亲也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实在一分钟都不想活，把你们都拖累的，可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乐乐看不过去了，一把拉过东明，不客气地说：“走，我送你回城里，喝点马尿胡闹腾，丢人现眼。”

我和母亲也推搡着，母亲说：“快回去吧，你也太没出息了，再这样，能把人气死。”

几个人又推又拉，把他拽到车里，乐乐开车回城去了。

他们在的时候不觉得多余，而当他们离开后，家里空空荡荡。尤其又是一个阴天，乌云笼罩，夜色如墨，院子里漆黑，惨淡可怖。

眼巴巴看着至亲垂死挣扎，

却无能为力

东明和乐乐走了，父亲望着天花板暗自垂泪。我问他哪里难受，他也不回应我。

我揣度他的心里还是有对亲人的不舍和留恋，只是病痛折磨得他无法面对。我们守着他，暂时带给他片刻的温馨，但又加剧他内心的不安，唯恐对不起儿女的守候。

因此，他的打定主意要“走”。他想到了老人们流传下的凉水加白糖的“毒方”，想以此了结自己。但最终还是没有“走”成。

东明和乐乐又连夜赶回来了，东玲和妹夫也赶了过来。

一家人又无望地围着他，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一时之间，我的心里堵得慌，如同窝着一团火，火烧火燎。突然感到，人最无助的时候，并非生之困顿，居然还有死之艰辛。医者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眼巴巴看着至亲垂死挣扎，却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

天气突然转阴，天色灰暗，凉风习习，欲雨的样子。妹夫有点着急，对我说，承包的几十亩地里还有刚割倒的孜然，怕就怕突然下一场雨，那东西就变黑了，质量过不了关，没人收，一年的辛苦就白搭了。

我说：“要不你们就先回去，赶紧收完了再来。”

妹夫又说：“这可咋办呢，要是刚走到半路上，这边不行了，还得回头再来。”

尽管父亲情况危急，但活着的人生活还得继续，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家丰收成空，我还是劝他们回去收拾妥当再来。妹夫说：“要不，再观察一天，如果还不打紧，明早我先回去一趟。”

乐乐也闷闷不乐地说：“我还有三四天假期，咋办啊。”

我知道，他们想听我给个倒计时的时间表，但我做不到。

东玲说话实在，没心没肺地说：“看样子一时也没啥，实在不行，就先回去吧。”

我不敢胡乱表态了，不然，他们前脚刚走，后面再用电话追回来，惹人讨嫌。

这些话，父親可能也听到了。我给他倒水时，他声音低沉却又万分焦虑地说：“我这不死不活的，把儿女们都拖累了。老大，你快给我配个啥药吧，能让我快点走，我就万分感谢你了。”

我劝他说：“别多想，侍奉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呢，你还是打起精神来好好活着。”这些话说的言不由衷，我都感到是一种客套。

他又说：“活着就是受罪啊，你上次放下的那几味药，给我熬上吧。”

他竟然还记得前面抓来的药！当时，我把附子、半夏、巴豆、天葵、守宫、硇砂等几味毒性大的药单独放了出来，想着到了万不得已时，以毒攻毒，可以减轻痛苦。这个时候他竟然惦记着了。

我心里一惊，不由地想到“衣禄”一说，莫非这几味药也是他的衣禄？带够了这些衣禄，他就会无憾地走了吗？

我愣了片刻神，又否决了内心的想法，叹口气，负气而决绝地说：“你也别多想了，活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活一时，我陪你一时;活一天，我陪你一天。”

这个时候，我只能装出硬气的样子说话，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在情感上沦陷。

父亲一时哽咽无语，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似的。

晓晓是乘坐早上的班车来的，中间换乘一次，坐了三个小时才赶到老家，这时已快中午了。她进了门，一看父亲这个样子，满脸不快地埋怨我又把她急急忙忙拉扯过来。我说：“这事哪能由得人啊。”她气咻咻说：“你们就没个准信，一惊一乍的，折腾死人了。”我听着不舒服，但又不好反驳。

不想跟晓晓争吵，便转到院门外，忽然看到门前的花池里长着一株奇异的植物。走过去细细一看，这株花长着粉红的茎秆、碧绿的叶子，结着绿色的果，有成熟的果实，乌血一样黑红。整体看，茎秆叶子妖冶无比，以前从未见过。尚七爷闲着无事，遛达过来，看了一眼，说，这个草长了一个夏天，谁都不认识。

我的手机上有个“形色”的软件，专门用来识别花卉草木的。点开后，对着茎秆、枝叶和果实拍了照，顷刻间结果显示出来，百分之百的识别率，它的名字叫“商陆”。

我试着拔了一下，根本拔不动。一看下面的根部，居然有小臂那么粗。找了个铁锨挖出来，好家伙，如同一棵小柳树的根，白白胖胖，木质化了，居然有头有身子，像一个小娃娃。

忽然想起，商陆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草，有记载说，这种草夜间能发出哭声，颇似人类;另有一说，夜深人静时，到商陆生长处，用油炸猫头鹰肉祭祀，等到鬼火丛集，挖出商陆根，道家常用来通鬼神。查《神农本草经》，这样记录：“主水，张疝瘕痹，熨除痈肿，杀鬼精物”。在中药中，其性苦、寒，有毒，却是逐水、散结、治水肿的良药。

我给尚七爷说了一下这株草的来历，突然想到父亲让他用药的话，便跟尚七爷说了。他压低声神秘地对我说，你看，这可能不是好兆头，老人就这么一口气了，实在不行，你们就想个办法送他走吧。

我犹豫不决，实在难以做出这样的抉择。

尚七爷又说，让你做这个决定肯定为难，但有的主意该拿还是要拿定。前街那个周大爷，知道吗？临走的时候也是咽不下气，难受得上吊抹脖子，最后，他的老婆子下了个狠心，给脸上糊了团面粉咽了气，事后，谁都夸她主意正，做得好。主意还是你们自己拿，我也就说一说。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

我端详着整株的商陆，奇怪地想，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在这个时节遇上它，这花又长得这样诡异，难道真别有意味？如果用商陆来下药减轻父亲的痛苦，是不是会有效呢？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内心惴惴不安。

拿着它进了家门，父亲看到了，问是什么东西，我说是药材。他眼睛一亮，好奇地要看。拿给他后，他摘了一粒鲜艳的果实塞进嘴里，我赶忙打掉，说：”别吃，有毒。“他望了我一眼，带着乞求的口吻说：“你把这个跟那几味药给我熬上吧。”

我苦笑着，实在无法回应他的要求。

他眼里满是失望，哀叹一声，不跟我说话了。

也许是某种暗示，我有点急切地等待天黑，盼望时光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抬头望望天，太阳好似不紧不慢，闲庭信步，无视人间疾苦。

天黑得很慢。一家人都在无所事事地等待，在无端拉长的时间里，每个人心里像是荒芜的原野，乱草纷飞。

终于到了天黑，老化的节能灯洇出一片白花花的光，却有一种虚幻的感觉。父亲抚着胸口哎哟呻吟，疼痛难忍的样子。我拿止疼的药给他，他摇着头说啥都不吃，赌气似的跟自己过不去。再三哄着他，才勉强喝下一粒药。看他难受，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做事，压抑得不行。他闭着眼躺着，想跟他说说话，但他多日不吃不喝，嘴唇干裂，说话吃力。我们只能闷着头玩手机，无聊地等待，真可谓“死气沉沉”。过了一阵，他又翻起身，要喝白糖冷水。母亲看他很决绝的样子，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端给他一碗。喝完，又添了一碗。

两碗水喝下，他又像带足了所谓的“衣禄”似的，无力地挥着手，叫我们“让路”。临了，又让我们替他穿好老衣，像是打定主意要出趟远门似的，带上所带的行李。母亲拿过老衣，一件件整整齐齐地穿好。他还要母亲把紧腰布和紧腿布缠上，母亲犹豫不决。这两天的后事准备，我基本弄清了一些东西，我知道，这个紧腰布和紧腿布只有在人死僵了才会用来固定身体。他显出颇为烦躁的样子，唉声叹气，执意要我们这样做。母亲只好顺了他意，用一根布带从他的腰中穿过，束住了双手，另一根束在脚踝骨旁，整个像绑定的僵尸——那一瞬，我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实在不忍再看。

然后，留下他独自一人敞着门窗，在黑夜里等待着……

一时之间，我忽然想到了什么叫痛不欲生，什么叫生不如死，什么叫心灰意冷。

我们都无法入睡，在厢房里或坐或躺，时不时听着那边的声响。谁都明白等待如同一场看不到头的远行，却又不能做什么。时间如同一把杀人的软刀子，一点一点钝割着我们的神经。

浓黑的夜，寂静得有些可怕。父亲还在黑暗屋子里独自躺着，我不知道他是否孤单和凄凉。打着手电看了几次，他浑身被束，十分怪异。

为了打发难捱的等待时光，我随手翻看一本道家易学文化的书，忽然看到宋代大学者、传奇道士邵雍临终前的超脱。这位易学大师自觉大限已到，把子孙叫到面前说明天就要永别了，子孙们听后都痛哭流涕，老人家却豁达地让大家节哀顺变。然后，他像出行做客一般，穿戴好备好的衣服，让家人摆了简朴的晚餐，备好酒，他跟儿孙一顿痛饮后倒在床上，一觉不醒，第二天就飘飘然归天了。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听完，东明说：“老爹哪怕这样也好，唉，这死不死、活不活的，多难受。”

东玲也附和着说：“就是，磨人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安然的死去竟然是也一件美好的事情。可谁有能轻易决定了自己的生死呢？我为自己有这样阴暗的内心惭愧着，却又为父亲临终的无助无奈而焦急不安。

衣禄也带够了，万事大吉

一直等到天明，死神并沒有如期而至，父亲依旧在天亮前醒了过来。

他满脸失望，长叹短嘘，用深陷的眼睛望着我们，像是对不起谁似的。

我们帮他松开了裹紧的腰带和腿带，又换下老衣。抱起他时，他身轻如柴，骨头都咯吧咯吧响，曾经的他仿佛突然从肉体中抽离而去，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

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都回去吧，别守着了。”

对于十多天不吃食物的父亲来说，就像风浪中颠簸的船只，只需一根稻草的力量，就会导致沉沦。守着，尚不知道何时到头;不守，又怕那一时刻恐骤然而至。

他又说：“就这么回事了，活人一场，见的都见了，没啥遗憾，走吧，求求你们了。”

听他乞求似的语气，我想是我们的守候给了他压力，便想安抚他，转身对东明和东玲、妹夫说：“你们先回去吧，事就这么个事，不行了，我再打电话吧。”

他们犹豫不决。又等了两个钟头，天大亮，太阳出来了，父亲看起来精神还好，仍然催促他们回去忙各自的事。他让我也回去上班，怕耽误我的前程。我劝慰他没事，可以一直守着他。东明手头有急事需要回去处理，东玲和妹夫心急承包的几十亩庄稼，晓晓也要去完善评职称的资料，他们又等了一阵，看着无事，便跟父亲道了别，迟疑不决地走出了家门。

他们刚一离去，院子里如同揭开了一个不敢揭开的巨大伤口，泛起的虚空和无奈都如结了疤的伤。梨树上累累熟透的果实，轻风一吹就不断往下掉，在地上摔得面目全非。生命的结束，原本如此脆弱。想着父亲不久于世，心里便不由地隐隐作痛。

连续几天的守候和无时无刻的煎熬，我已疲惫不堪。母亲劝我去睡觉，我确实头昏脑胀，坚持不住了，便一头栽在炕上，很快进入梦乡。

正酣睡，母亲叫我。我睁开眼，她显得惊恐不安地说，“快起来，有动静。”

我赶紧起身，披件衣服急忙去看。一进堂屋门，吃了一惊，父亲不知滚落在了炕下，土头土脸，一身的土，大张着嘴吸气，直挺挺躺着。

急忙把他抱起，放平在炕上，叫他，他不应，气息奄奄的样子。

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世，心里忐忑不安，有点慌乱不堪，母亲也不能确定，赶忙叫尚七爷来看。

他过来一看，叹息说，看这情形，可能捱不过今天了，你们快做个准备吧。

听尚七爷说得肯定，我心里既悲怆，又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想给东明和东玲打电话，但又十分为难，因为刚把他们打发回去，可能还在半路上。

果然，接到电话，东明一家人和晓晓刚到县城，还没进家门，听说情况变化，又急忙调过头赶回来。东玲和妹夫走到半路上，也是调头火速赶来。来往的奔袭，实在难为他们，却又是无法抗拒的事情。

他们回来时，正是晚饭时间，进去看了看父亲，他喘着气，眼睛也不睁，叫他也不应，看起来不久于世的情形。我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可是，等我们匆匆吃过饭，他又渐渐醒了过来，目光空洞，一脸绝望。嘴里哎哟呻吟，想隐忍又忍不了的疼痛。他不停地拿头往墙上撞，病痛已经折磨得他没有一点力气。

看他这个样子，我都有一种生不如死的绝望了。

母亲问她咋掉下炕来了，他没气力说话，比划着头朝下栽下的样子。看那情形，我猜想是他自己故意栽下来的。他肯定想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

他言语不清地咕哝说：“让我走吧，想个啥办法都行。”

我抱紧他枯瘦的身躯，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实在受不了父亲这种自虐的方式结束自己，冲动地说：“爹，你何苦呢！一定要走，我送你一程。”

晓晓吃惊地望着我，厉声说：“你想干啥？你要是用药，别怪我没提醒你，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们的争吵影响到了他，他不耐烦地挥手让我们出去。

我们又到了厢房，一个个唉声叹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东明担心着岳父的病情，东玲踌躇着请假与工作，妹夫担心着几十亩孜然的收成，乐乐算计着还有两天的假期，晓晓怕耽误了职称评定……没想到遇到事情的时候，竟然谁的时间都耽误不起。

母亲嘤嘤地哭诉：“老天啊，你不给命了就给个痛快的了结吧，把人磨难到啥时候啊。”

母亲试探似地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帮着解脱吗？

我能说什么呢？

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够从容而体面的走向终了，毕竟死亡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他的急切又压迫着我，我生怕他再想出更极端的方式折磨自己，要不要顺从他的意思？我非常纠结。

晓晓叮嘱我说，你可千万别干傻事，不管咋样，用药就相当于谋害。

我的心思被她看穿，顿时有点无地自容。

东明自然清楚医疗上的政策，他说，不管怎么样，人为地终结生命，都是违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陕西汉中有个医生应患者和患者家属要求，对患者实施了安乐死，给一个害了癌症、疼痛受不了的患者用了冬眠灵。这件事曝光后，给这个医生判了刑。

母亲一听要判刑，吓着了，连忙劝阻我不要胡来。

晓晓更是不依不饶地说，你如果这么残忍，就不是你了！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呢，在医学界，法与理、道义与仁义往往最为纠结。按理说，医者是为了治病救人，帮患者解除痛苦是本分。现在要用药帮他解脱，心理上怎么过得去？怪不得医院里看到一些患者无救时，医生只好无奈地让亲属拿主意，而哪一个亲属又能作出放弃生命的选择？

我的心神如同囚于一个无法言明的困境中，左冲右突，四面楚歌，实在找不到出口，迫切想找个人倾诉、求助和相商。便想到了我的中医老师，打去电话，描述了父亲十多天来的表现，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先生猶豫了片刻，说，这就跟有些病人寻求安乐死一样，从情理来说，的确有悖伦理道德，看起来不人性。但理性看，中医的目的是帮病人解除痛苦，能使受磨难的人早日解脱也是一种救赎。安乐死的事，实际上有的医院私下里也在做，不过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而已。另外，换个角度想问题，西医给病人打杜冷丁、止痛剂，实际上也是以毒制毒，谁能保证每一剂下去，病人就能抗得住。药片也一样，一把安眠药可能致人于非命，一千克附子不一定让患者绝命。中药的毒，你明白的，用好了是药，用不好是毒，但没想像的那么严重。听老先生一讲，我顿时豁然开朗。是啊，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问题呢，药用好了，也许会以毒攻毒，出现奇迹。实在不行，把用药看作尚七爷所说的“衣禄”，又何尝不可？

天黑下来，他们都睡了。我又去看了看父亲，只见他有气无力地撕着餐巾纸，往自己鼻子和嘴里塞。我大吃一惊，问他想干啥，他无力地说：“这样，就出不来气了。”

我哭笑不得，坐在炕头，唉叹一声，问：“老爹，非要这样折腾自己吗？”

父亲眼睛都没睁一下，咕哝说：“给我个药吃上吧。”

我依然无法作出决定，劝他说：“你别说了，世上只有救命的良药，没有要命的灵丹。”

父亲干枯的眼窝里汪着泪，求告似的说：“你有办法的，就成全一下我吧。”

心酸、悲悯、疼惜、苦涩、挣扎、不安……诸多情绪一股脑儿击中了我。此时，我实在无法面对这种生死的胁迫、无奈和煎熬，解脱也许是最好的方式。一冲动，找出以前留下的附子、半夏、巴豆、桔梗之类，特意加了昨天采摘的商陆。虽然这些药是曾用来帮他抵御病痛的，但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些药用上会是怎样的结果。熬了半碗腥红如血的药汁端到父亲面前，他混浊的眼睛突然一亮，看了看，端起来就喝。一口气喝完，长出了口气，对我说：“好了，衣禄也带够了，万事大吉。”

我眼含着热泪望了他一眼，抱了抱他，退出了堂屋。

我不知道父亲能否如愿以偿，也不知道事后可否懊悔自责。现在，我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 阎强国

柯英，原名寇克英，男，出生于1969年。中国作协会员。迄今发表散文、评论、小说80多万字，出版报告文学《注目黑河》、历史文化散文专著《牧歌流韵·匈奴卷》《丝路驿传·驿使卷》，生态文学专著《湿地》《山野的雕塑》、散文集《在路上》《水韵甘州》等13部，获第五、六届敦煌文艺奖，第二、三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十七“东丽杯”孙犁散文优秀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