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芷蘅 黎书

摘要：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兼具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互相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其实，生态问题之所以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闻媒体的生态议题报道使公众卷入媒介的叙事场域之中，从而强化了媒介与社会的“交往”过程。本文认为，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生态议题的建构启发公众的环保认知，生态议题的设置促进社会良性互动，生态议题的凸显实现自我协调发展。我们只有从学理上深刻认识这一交往过程，才能更好地借助媒介议题去应对生态问题。

关键词：交往行动理论 生态议题 社会互动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讲话。他指出：“5年前，各国领导人以最大的政治决心和智慧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5年来，《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参与。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关注。”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发现，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国只有通过“交往”的方式戮力合作，才能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上，生态问题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日益关注，不仅在于生态环境本体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还在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使公众卷入媒介的叙事场域之中，进而强化了媒介与社会的交往互动过程。对于“交往”问题，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涉及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哈贝马斯从三个维度，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考察了四类常见的社会行为：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兼具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交往行为间的关系成熟与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与否的标准。那么，我们如何从学理上深入认识生态议题报道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又如何借助媒体的生态议题报道去应对生态问题，这就是本文重点想要进行讨论的。

一、生态议题的构建启发公众环保认知

哈贝马斯指出，涉及外在世界的交往行为，主要表现为认知，即人与外部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的交往。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是以语言媒介作为前提的，它所反映的是交往者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交往者自身通过协商，对语境加以明确，从而达成一致”。由此，就生态议题的构建和传播而言，去寻求合适的传播途径、特定的语境，通过适宜的语言媒介，方能实现人与客观自然世界的沟通和交往，从而达成一致。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过“崇拜—盲从—征服”的阶段之后，终于开始进入到“和解”的新时期，而生态问题作为一个正式的议题进入到人类生活，则是从1962年美国学者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开始。该书通过对大量现实事例淋漓尽致的描写，将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生态污染的严重后果揭示于人们面前，从此吸引了全世界对于生态议题关注的目光，“该书的面世也代表着环境问题在西方的研究领域从生态批评进入到媒体领域”。

在中国，生态议题的构建与公众生态意识的启发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并在90年代得到较快速度的发展。1986年，中国首份专业性环境报刊《中国环境报》创刊。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开启了关于生态问题的专栏。生态议题的建构形式逐渐走向更为专业化的生态环境新闻报道，媒介形式也从单一的纸质媒體扩展到电视、广播媒体乃至网络新媒体，议题的表现形式也从单调的文字转向生动的画面，这都让公众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从抽象层面走向了具象层面。此外，生态议题的建构范围也开始拓宽，拓宽了公众对于生态问题的认知视野。2000年以前，生态议题报道多是相对单一的环境问题和知识普及。在此之后，深度报道开始出现，比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放的《河流与村庄》等系列节目，通过视听语言的形式强化了公众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这些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公众的激烈讨论和深刻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的增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环境新闻对于生态议题建构的常态化也使得环保意识更加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环境新闻在中国起步开始，经过了起伏的几次浪潮，媒体对于生态议题的关注也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状态，据《自然之友》调查发现：“每年2月环保类新闻上稿量最低，3、4月是绿化季节，又有地球日、爱鸟日，环保新闻数量直线上升，到了6月，随着世界环境日的到来，相关报道数量达到顶峰，随后开始逐月下降。”不过，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生态议题已成为各类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生态议题的建构也呈现出常态化的特点，这也使得生态环保意识进一步深入公民的认知之中，而生态议题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也是公众与客观自然世界理性交往获得实际认知的过程。

二、生态议题的设置促进社会良性互动

如果说生态议题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启发了公众的生态意识和认知，进而实现了公众与客观自然世界的对话和交往，那么媒介对于生态议题的设置则促进了公众与社会世界的交往过程。不同于客观自然世界，“社会世界是作为一切正当人际关系的总体性世界，不同于‘他者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世界”。通过日常交往，人们互相理解、共同合作，实现群体认同和社会化过程。就生态议题的设置和传播而言，寻求合适的传播策略、特定的语境，通过适宜的语言媒介，方能实现人与社会的沟通和交往，从而达成一致。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认为：“解决当前环境争端的核心在于协作，这种传播模式让利益攸关方参与到环境传播的公共领域中，从而进行解决问题的讨论。”因此，当前生态议题的设置应当以公众能够自觉、理性、和谐地参与到实际的生态保护行动中为根本目标。基于此，加拿大环境学者汉尼根在其著作《环境社会学》中提出环境议题设置的三个任务和六个必要条件，其中他提及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的议程：“在媒体报道中，相关的主张要被塑造得既真实又重要；一个潜在的环境问题必须用非常形象化和视觉化的形式生动地表达出来；对于有前途的环境问题，应当有制度化的支持者，以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持续性。”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在特定的语境之下，尽管公众、媒体和政府是公共事务和社会互动的重要参与者，但各自的议程设置是不尽相同的。

1.对于公众而言，相关生态议题的形式从“冲突型”“娱乐型”开始逐渐转向为“共意型”“严肃型”。比如，近年发生的一些围绕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网络恶搞事件，其媒体的动机都是围绕某一现实目标，针对某一具体诉求而进行构建和设置的，这样的生态议题具有冲突性、不确定性和一元性，容易引发公众的消极情绪，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随着媒体思维的进步与转换，生态议题在内容、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关于环境正义和生存伦理等宏观抽象层面的生态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事实上，“由于公权力的抑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框选，大多数公众更倾向于选择非政治化、非冲突性的表达方式，以此减少与政府间冲突的可能，以消解和规避制度压力。”那些“共意型”生态议题的主要媒介载体也由传统媒体转为新媒体，因其使用的便捷性、互动性和低风险性，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促进了整体的良性互动。

2.对于媒体的生态议题设置而言，议题的表现形式从“模板化”开始逐渐转向“人性化”。拉斯韦尔曾最早地将大众传媒的功能归纳为三点，即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继承。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国的大众媒体传递主流声音本是其职责所在。但近年来在一些环境新闻报道中，不少媒体日趋保守，其报道往往套用一个既有的固定叙事模板，只是将不同的事件进行简单描述，如此简单地进行生态议题的设置，弱化了媒体本身作为“宣传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新闻舆论工作会”上对当代新闻记者提出要求：“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此后，不少新闻媒体对于生态议题的设置与呈现形式开始逐渐变得“人性化”与“多元化”，而新媒体更成为汇集民意，促进公众和官方进行良好互动的重要平台。

3.对于政府的生态议题设置来说，议题的表现特征从“官方化”开始逐渐转向“接地气”。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和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如果处理不当或者议程设置不到位，很容易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过去，政府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无论是通过媒体设置生态议题、对外发布信息，还是着手处理实际问题都存在着“官方化”表征。这种方式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的贯彻落实，还可能引起公众的消极情绪。随着不断地探索实践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与设置生态议题时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他们能够及时发布真实有效的权威信息，避免谣言的传播，把握住舆论主动权；建设各类自媒体平台与公众加强互动，学习各类网络流行语言传播信息，和群众打成一片。从“官方化”到“接地气”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加强的过程，而生态议题设置的发展过程，也是公众与社会世界进行和谐有序的理性交往，从而获得良性互动和群体认同的过程。

三、生态议题的凸显实现自我协调发展

生态议题的建构和设置对于促进公民与客观自然世界，以及公众与社会世界的对话和交往。不同于外在客观世界和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世界，主观世界是一种“作为只有言语者才特许进入的经验的总体性世界”，即由自发经历、内心活动组成的世界，通过将外来信息包容到自我语境中进行解释和内化，“从而使‘自我的世界加以确定，使相互不同的语境解释达成一致”，其外在表现为自我发展。就生态议题的凸显和传播而言，寻求合适的传播策略、特定的语境，通过适宜的语言媒介，使得生态意识植根于每个公众的内心，方能实现人与本体的沟通和交往，从而达成自我的一致。

对于人民群众生态文明意识的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创新活动形式，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在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对于生态议题的构建和设置也逐渐转向成熟。近年来，中国对于生态问题尤其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因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政策的指导下，新闻媒体对于生态议题的凸显更高。一方面，生态议题的重要性得到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新闻的频率提高，公众的接触量随之得到了相应的提升，生态环境新闻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逐渐向中心靠拢，有着新闻议题“中心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媒体在对于生态议题的属性设置上偏向强调公众的切身利益，它们“通过舆论领袖引导公众从环境问题切入，关注公共议题，培育公众的权利意识”。同时，媒体通过树立典型来改变公众“事不关己”的旧有观念，强调公德心的培养，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参与环保行动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

如今，媒体对于生态议题的凸显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传播与接收。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在15年间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引领力。媒体对于“两山论”的议程设置无疑是近年来生态文化传播的一个缩影，它勾连了国家、媒体与受众，使之成为交往行为之中的共同体。“两山论”通过媒体的不断阐释，其理论内涵也不断增强，它蕴含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也只有在全体人民的共识之中才能不断得以奋进。可以发现，通过新闻媒体对于生态议题的凸显，尽管当前的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公众参与不足的困境，但生态意识较之过去逐渐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不少人的自觉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将生态意识进行内化，实现了自我对话与内在交往，人们也不再仅仅关注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是更加关注社会与自我的长远协调发展，公众的生态意识交往行动之中获得了成长。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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