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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乡风建设难点及对策的研究进展

2021-02-16李颖马志超刘璐

南方农业·中旬 2021年12期
关键词:对策

李颖 马志超 刘璐

摘 要 文明乡风是乡村文化和乡民素质内涵的集合体现,其建设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们的重视。建设文明乡风有助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有助于丰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新时代乡村文明内涵;同时也有利于推进法制乡村建设及推进国家法治普适性和治理水平的建设。梳理了现阶段有关文明乡风建设难点,以及对策、建议等现有成果,对学者们后续研究文明乡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明乡风;建设难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35.039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其要求包括物质与精神层面双向“小康”。然而,我国社会发展整体变革的大背景下,乡村整体发展落后于城市。相较于城市对时代文明融入的程度,乡村则显得较为落后。治理乡风陋习顽疾,引领新时代乡民弘扬优秀乡风,对新农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明乡风建设同国家综合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紧密相连。乡风形成具有人文特性、地域特性、文化特性和历史继承等特性。乡风特性使得治理过程难度大、时间久和易反复等。乡风建设过程涉及到“法”与“情”的冲突、历史文化继承与当代文化融合的冲突、乡村新旧思想的冲突、新老乡村主体本位迭代及乡村人才供给难等冲突。因此,乡村治理中迫切需要有人梳理现有学者研究成果,以便后续学者持续研究。

1 难点

文明乡风建设意义重大,然而乡风建设同样挑战巨大。当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文明乡风建设难、周期久、易反复等困难主要体现在乡风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有乡风自身形成特性和乡风建设主体2大层面;外因突出表现在政府治理及乡村建设自身窘境等问题。

1.1 乡风自身形成特性

乡风的形成包含地域特性、文化特性、历史传承性和变异性[1]。宣朝庆在对文明乡风塑造过程中发现,民俗信仰在建构过程中会对社会秩序有破坏性倾向[2]。刘盛学者认为乡民意识领域的乡风陋习积弊难返,短期内难以消除[3]。范建华认为乡村文化在迭代的过程中会出现文化基础断裂,缺乏文化纠正的乡风不可避免会被陋习所沾染[4]。治理这种被陋习沾染的乡风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修复。

1.2 乡民对于文明乡风建设认识不到位

文明乡风建设的本质就是对建设主体进行行为和认知重塑。梁簌溟在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中强调乡村文明是以乡村作为根基,以农民为主体,发育而成的高度乡村文明[5]。秦杨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中面临着农民认知能力不足障碍[6]。例如,文明乡风建设过程中,当公共改革触及到个人利益时,以个人对抗集体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当个人私利得到满足时,图利风气就会形成集体共鸣;法不责众的思想下形成的乡风关系网中,以个人行为绑架集体,会影响国家公权力的实行[7]。

1.3 基层政府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文明乡风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难以发挥出中流砥柱的作用。学者郭俊敏指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影响了党和国家关于文明乡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执行[8]。郭俊敏发现基层乡镇政府可能存在文明乡风建设上无视村民意愿、政策执行不到位等[9]。曹正汉、李冰强指出政府在文明乡风建设过程中会受到经济条件、人力资源等内在约束[10-11]。

1.4 乡风建设人才的不足

王轶认为文明乡风建设需要发挥人才的引领、权威和示范作用[12]。付翠莲在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当中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造成了乡村人才的流失[13]。缺乏人才支撑的文明乡风建设缺乏活力。袁玲儿对人才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人才的流失将会进一步导致文明乡风建设的主体出现“空心化”,对文明乡风建设的生机、农村文化新的活力及优秀的乡风文化继承带来严峻挑战[14],但是对于人才流失导致乡村“空心化”的路径缺乏研究。

2 对策及建议

学者们对文明乡风建设,乡风治理的建议、对策和路径等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从多个层面提出了解决方案。

2.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1)基层政府和党组织要厘清自身角色定位问题。学者马廷玉认为政府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有利于加强基层干部服务人民意识,又有利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15]。而学者冯富帅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研究中补充,明确政府职能角色定位,借助权力和责任清单,以群众监督的形式倒逼基层的政府官员转变“官本位”的思想[16]。2)完善基层官员选拔制度与管理模式。上官莉娜提出改变“官本位”的思想,就要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人员选拔方式[17];衷海燕提出不能仅依靠单一的“地方精英”和乡贤治理的模式[18]。张欢认为村庄内部体制性精英与非体制性精英相整合型精英结构将会是主流趋势[19]。王惠林在对村干部职业生成机制研究中认为“流动性任职”打破了传统官员任职方式[20],为乡村建设人才招募打开了大门,但是流动性任职的可行性有待商榷。3)政府主导文明乡风的秩序重构。姜姝对文明乡风中的制度化解研究提出了3个文明乡风制度重构的要点[21]。

2.2 留人與用“才”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3个维度建设越来越离不开人才。王文龙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当中认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在乡村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2]。学者付翠莲在乡贤参与乡村软治理研究中同样认为新乡贤能够发挥好乡土社会“解压阀”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治理、文明乡风建设的难题[13]。陈时提出乡风文明建设需要以人才建设为依托,鼓励地方乡贤参与地方治理[23]。在不久的将来,乡风治理与建设将会逐步转向以精英、知识为中心的建设方式。早在2016年付翠莲就提出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24]。至今为止,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依旧是主流研究方向。钱再见在乡村振兴人才留住机制的研究上进一步提出了新乡贤人才涵育机制[25],但是对于人才的引流方式研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

2.3 文化建设入手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化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是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积累形成的,对区域建设有重要作用。学者赵霞对乡村文化秩序危机的研究过程中表示,具有学习和互嵌的乡村文化有利于维护乡村秩序[26]。乡村文化构筑的乡情能够在情感上增加乡民的身份及价值认同感[27]。文明乡风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乡村文化当中,不仅丰富了乡村文化,同时也增加了文明乡风建设的内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文化进行耦合,用先进的文化嵌入到乡村文化未来建设体系当中,以文明乡风建设为契机,进行传统糟粕文化的过渡与淘汰。以文化发展为契机,弘扬乡村治理、德治、法治。在嵌入式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能为建设主体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28]。

2.4 乡村治理需要自治与法治相结合

结合我国国情,文明乡风的建设走法治与乡村自治相结合道路是国内学者们的普遍共识。金绍荣学者对农耕文化嵌入乡村治理研究中,提出乡村治理的内在价值本质,即“有序、共生、融合、协作”[29],它是一个相互打破与再相互结合的过程。乡村治理必须打破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陋习村规,以人治逐步转向法治,这样乡村治理公平才会显现,才会达到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赖先进研究认为乡村自治与法治中有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可以降低政府乡村治理成本[30],同时也能减低村民的适应成本,积极鼓励乡民参与到乡风建设当中来,也能增加乡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3 结语

学者们在文明乡风建设遇见的困难、面临的挑战方面,从政府、乡民、文化、建设路径、治理方式等多重途径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乡风建设研究重点将会更加详细到以下4个方向。1)乡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参与建设,但如何任用目前的乡贤鲜有学者研究。例如新乡贤的任用,基层政府与党组织人才选拔与任用方式等,以及如何人尽其才,参与文明乡风建设将会成为重点;2)乡村文化建设反面,国内学者有关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的融合路径、方式、筛选标准缺乏研究;3)乡村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文明乡风可以作为乡村治理效果的晴雨表。未来研究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模式,政府在乡风治理过程中角色的发挥依旧是文明乡风主要的研究方向;4)法治乡村是必然的研究趋势,文明进程的推进一定是建立在法治健全的基础之上的,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替代传统乡村治理旧秩序的方法和路径将会是文明乡风建设在司法领域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 朱雄君.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理想类型分析:基于“结构-行动”的视角[J].社会学评论,2013(3):86-96.

[2] 宣朝庆,郝光耀.文明乡风如何形塑:以农村建房中邻里纠纷为中心的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96-102.

[3] 刘盛.文明乡风与乡村振兴:重要意义、现实难点与关键举措[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17(5):629-634.

[4] 范建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J].思想战线,2018(3):149-163.

[5] 梁簌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秦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民生态意识培育研究[J].农业经济,2019(5):73-74.

[7] 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 郭俊敏.文明乡风建设背景下的乡镇政府职能重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1(2):59-62.

[9] 郭俊敏.论乡镇政府在文明乡风建设中的治理机制创新[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1.

[10] 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1(1):243.

[11] 李冰强.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与规则重构[J].中国行政管理,2017(8):30-35.

[12] 王轶,熊文.返乡创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6):37-45.

[13] 付翠莲.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J].求实,2019(4):111-112.

[14] 袁玲儿.新农村文明乡风建设的风险与应对[J].理论导刊,2008(8):71-73.

[15] 马廷玉,郑辽吉.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乡村发展综合评价[J].农业经济,2018(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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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官莉娜,侯寓栋.化解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J].人民论坛,2019(20):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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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欢.整合型精英结构及其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基于苏州市Y村的经验考察[J].乡村治理,2019(2):78-88.

[20] 王惠林,杨华.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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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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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叶志坚.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11):22-23.

[29] 金绍荣,张应良.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景、困境与路径[J].探索,2018(4):121.

[30] 赖先进.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耦合协同效应和作用[J].科学社会主义,2017(2):120-124.

收稿日期:2021-11-05

基金项目:河北工程大学创新基金项目(SJ010002275);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9GL058)。

作者简介:李颖(1997—),女,河北邯郸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农村物流。

*为通信作者,E-mail:10195114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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