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鹏

辽朝先后建立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都城,学界关于这五个京城之中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首都”,抑或全都不是,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至今悬而未决。这牵涉到人们对于辽朝这一政权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于政治中心认定的标准、秉持的立场等诸多方面。笔者原先也坚定地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在于捺钵,而不在五京中的任何一京。但是这样一种认知,可能有些过于简单,无形中掩盖了辽朝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辽朝既不是纯粹的游牧性汗国,也不是全盘采纳汉式政治文化的“中原”王朝。辽朝统治地域的复杂性,治理模式的杂糅性,都决定了辽朝的“都城”问题并不能用单一的视角去考察。

帝王的册封之礼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仪式,而册礼地点的选择,无疑可以反映出契丹人对于相应地点的重视程度。辽朝册礼有契丹礼与汉礼两种:契丹礼(即柴册礼)为契丹选汗之仪,行于荒野;汉礼为上皇帝汉式尊号之礼,行于都城。因本文重在考察汉式之京城,故以汉礼为主,略及契丹之礼。从册礼地点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辽朝政治礼仪空间有一个由龙化州转至皇都(上京),再由上京转至南京,复由南京转至中京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辽朝政治文化演进的过程。①杨若薇曾简要比对辽朝册礼地点,认为册礼之地并无一定之规则,盖杨著未能区分契丹柴册礼与汉礼,对册礼地点也未能予以必要的考辨,实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