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 刘婷

[摘 要]科学家传记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分析“采集工程系列”和“百年追梦：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丛书”两本《彭士禄传》的内容，比较了两本科学家传记“史学”和“文学”的叙事方式，阐释了不同叙事方式在两本科学家传记中的优势及劣势，讨论了“史学”与“文学”两种属性在这两本传记中的深层联系与结合方式。文章认为，科学家传记中的两种叙事方式不是对立关系，应根据作品的不同需要，从叙事入手，将珍贵的史料以更生动的方式留存和传播。这种讨论将对进一步开发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公共产品、提升宣传效果起到积极意义。

[关键词] 科学家传记 叙事方式 科学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5 [文献标识码] A [ DOI ] 10.19957/j.cnki.kpczpl.2021.04.002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2021年5月28日，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科协要肩负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更广泛地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也已成为党领导人才强国建设提出的新理念、新战略和新举措之一。

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以深入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也需要依托各类媒介来实现，科学家传记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科学家传记以记录科学家生平为主要内容，一般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记录科学家生活、科研的方方面面。它是普通公众了解科学家人生故事、学术之路、科学贡献的渠道，同时也是学者们研究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学术谱系脉络、科学史发展历程的珍贵资料，更为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展示展览等宣传作品提供基础素材。了解科学家传记的不同类型，分析其叙事特色，对于深刻认识科学家传记的价值、深度开发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公共产品、提升弘扬科学家精神效果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比较常见的科学家传记大体有两种，一种为科学家自传（包括自述、回忆录等），如《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二种为他人创作，以科学家为写作对象的传记。在第二种传记中，有的由作家撰写，文学性强，故事情节跌宕，如“百年追梦：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丛书”《钱学森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有的由科学家工作相关的科研院所组织出版，如《中国航天院士传记丛书》（中国宇航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起出版），该丛书通过航天领域的科学家传记来“记录航天历史，弘扬航天文化，传承航天精神”。近些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也相继出版了大量科学家传记。

在国内众多科学家传记中，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牵头与其他11部委共同开展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系列科学家传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采集工程”小组在为期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完整地考察科学家生平、学术成长轨迹，在收集科学家众多书信、实验手稿、照片、访谈音频、视频等珍贵史料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并在学术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完成传记写作。迄今“采集工程”已出版百余本科学家传记，这些传记遵循史学规范，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生平及贡献。

科学家传记记录了科学家为共和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对于读者了解其人、其事，深入学习体会中国科学家精神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根据传记撰写的客观性，把传记分为六类：第一类是资料性传记，仅仅通过资料证据展示主人公生平，作者避免任何形式的解释；第二类是评传，是学术性和评论性的，要求作者评价传记主人公的工作和展示其生平，强调不允许任何虚构；第三类是标准传记，是传记文学的主流，主客观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第四类是阐述性传记，侧重主观性创作，可以很大程度地对材料作出论述和解释；第五类是小说化的传记，可以自由虚构，可以凭借想象来创作场景；第六类传记式的小说，完全是小说，只是采用了传记形式[1]。当传记以“客观性”为衡量标准时，原始材料的呈现方式、作者主观解读程度、是否有场景等想象成分都会对传记的类型划分产生重要影响。在具体的传记创作中，“史学”和“文学”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二者不同的侧重，则会在传记的史料价值、文学性、艺术性、传播度等方面表现得各有千秋。

比起一般的名人传记，科学家传记的写作具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首先科学家的外在特征不易捕捉，往往容易陷入“刻板印象”的描画。很多科学家朴实无华，平凡到可能在校园里骑车从学生身边匆匆而过却并不被察觉，普通到在实验室埋头苦干几十年如一日而不为外界所知晓。这要求传记作者具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想象力，才能把科学家的外在特征与他们的科学活动有机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难点是如何在“枯燥”与“有趣”之間达到平衡。科学家的生活往往与抽象的公式、日复一日的实地考察与实验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贡献主要在论文、著作或所进行的发现、发明中。他们专注于某一领域，逻辑缜密的公式推导记录着他们的探索轨迹，反复的问题研讨是他们在不断拓展人类知识边界。科学家传记既要真实准确又要生动有趣，这对很多传记作者而言是不小的考验。

一本令人信服的科学家传记以史实为基础，进行传记体的文学创作，它担负着为史存证的使命。通常意义上，“史学”撰写带有原始资料呈现、客观视角、非虚构等特性。而一本令人难忘的科学家传记中又常常带有“文学化”特点，它不仅需要作者对史料进行解读，还会为了追求生动感人的效果，采用抒情、合理想象等写作手法。事实上在传记文学中，“史学”与“文学”的使用并非排他，也可以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和结合。一本严谨而又感人至深的科学家传记，不仅要记录“事”与“史”，还要体现出科学家非凡的天赋与智慧，充分展现科学家的人格魅力，让读者感受到科学之美、科学家职业的尊严与崇高，为其体现出的科学家精神所感动。

本文通过分析两本彭士禄传记，即“采集工程”《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彭士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百年追梦：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丛书”《彭士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的叙事差异，试图比较这两本传记“史学性”与“文学性”的特征和效果，并探讨两种写作方式的联系与结合。

（一）叙事焦点的差异

1.“采集工程”传记：以史为纲，专注科学家的学术成长

《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彭士禄传》（以下简称“采集工程”传记）的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吕娜，也是2011年“彭士禄采集小组”的负责人。采集小组的研究报告是这本传记的前身和基础。

写作风格上，“采集工程”的传记写作带有明显的“史学”特色。“采集工程”的相关工作规范要求传记写作要以科学家个人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辅以传主所在学科、技术或工程门类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同时要以中国社会百年来的进程为背景。这些要求框定了这本传记的主线是学术成长，而非生活历程，需要将科学家个人史与学科史、社会史相结合，采用以个人经历来映衬大历史的写作路径。这些写作要求让这本书乃至这一系列的丛书都带有与生俱来的史学特色。

2.“百年追梦”传记：以情动人，刻画科学家的不凡人生

“百年追梦：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丛书”中的《彭士禄传》（以下简称“百年追梦”传记）作者为杨新英，是《中国核工业报》的编辑和记者。她在后记中介绍，在多次采访彭士禄院士后，彭士禄讲述的感人故事、对党对老百姓的感恩之心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无私奉献深深触动了她，并促使她着手准备写作彭士禄传记。她一边与彭士禄院士的家属深入沟通写作传记的愿望，一边开始搜集积累与彭士禄有关的大量珍贵史料。终于，2015年，她等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百年追梦：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丛书”发来的约稿邀请。这本传记中，作者追寻着彭士禄的人生轨迹，回顾了中国核工业的60年历史，意在借此展现科技工作者们的“精神圣殿”。

从创作动机不难看出，由于受到彭士禄精神的强烈感召，作者获得了创作的动力，写作因“情”触发，也因“情”不断深入。以科学家故事反映科学家精神，这本传记的叙事情感饱满自然，人物性格、场景刻画细致，让普通读者有机会走近科学家，更容易产生共鸣。同时为补充资料、完善创作素材，这本传记参考引用了“采集工程”传记的部分内容。

（二）写作特色的差异

两本传记在叙事焦点上各有重点，也因此展现了各自鲜明的叙事特色。按照传记的客观性划分标准，“采集工程”传记属于资料性和评传传记，而“百年追梦”传记则更接近于阐述性和小说化的传记。两者在以下几方面展示了写作特色差异。

1.基于相同材料的不同呈现方式与表达效果

“采集工程”传记是基于科技史体例的写作。它的资料采集包含口述访谈、档案、手稿、信件、著作等15类，其中档案、手稿等史料能相对客观地刻画彭士禄的生活和思想轨迹，为传记的叙事提供时间线索和叙述框架，口述访谈资料则在展现历史细节、还原事件场景、反映人物内心、体现人物性格等方面贡献更大。传记以人物的一生为主要表现内容，既要描述人生历程，也要体现内在思想情感，因而传主本人的口述资料在传记中使用面更广，可被引用、转述，也常作为线索和素材构成场景和对话。在传记中采用何种方式呈现口述材料或可体现出作者对传记性质的不同认识。

彭士禄的两本传记都大量引用了传主本人的口述、自述资料，尤其是少年经历中的大部分遭遇，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由黄榕创作，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少儿读物《吃百家饭的孩子》[2]是以彭士禄的少年经历为基础创作的故事书，结合史料创作出很多生动的故事情节，为本文所分析的两本传记贡献了创作素材。表1将两本传记对于同一主题事件（3岁的彭士禄随奶妈逃难）的叙事异同进行了比较，展现了它们的差异。

表1 显示，同样的“逃难”事件，“采集工程”传记以直接引用的方式来呈现史料，起到还原场景的作用，并在历史叙事线之外，创造出第二层叙事维度。这种方式重在呈现历史细节，让读者对传主经历的危急时刻感同身受。主线叙事与引用的区分，主要为了达到“史学”传记真实、可考证的标准，同时也形成了“客观”与“主观”相互参照，整体与细节交织的叙事结构，产生了丰富的叙事层次。

“百年追梦”传记将相关资料来源作为“既成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作，因而达到了情节连贯、叙述通畅、细节丰富、场景生动的效果。作者以全知全能視角创作了主人公的生活场景，同时为了弥合“彭士禄母亲牺牲”这条历史线索而创作了童年彭士禄“思念母亲”的心理活动。这种文学写作方式，创造出了较为直观、具有冲击力的场景，着重表现了“暴雨夜”“烧毁‘得趣楼’”“夜藏准提阁”“转移农家”等情节，通过描述人物动作和感受，如蚊虫叮咬后的“疼”、雨夜的“冷”来激发读者的想象，让读者身临其境，似有切肤之痛。

2.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与延展

“采集工程”传记以学术成长为主线，以采集到的一手资料为基础，按照年代顺序叙事，形成了一手资料和叙事互相印证的写作基础，并尽可能减少对解读性文字和叙事上的枝蔓。而“百年追梦”传记则更多地传达思想情感。通过多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资料收集，作者对传主的认识不断深入，感情不断升华。通过不断解读资料，作者分析了彭士禄精神力量的来源，并以此来展现他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性格特质。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自己写作过程“像一个‘赶考’的学生”，要不断思考如何通过传记回答“彭士禄这样勤奋努力、奉献自己、不图名利的根源是什么”的关键问题。

以“彭湃对彭士禄的影响”为例。“采集工程”传记的八个章节中，只在第一章关于彭士禄家庭背景的部分对彭湃作了简短介绍，所占篇幅较小，重点展现了彭湃革命历程与相关印证资料。如表2所示，“采集工程”传记通过多种史实（含资料、合影、证明文件等）考证彭湃其人、他对彭士禄的影响以及彭家作为革命家庭的具体情况。这样的叙事进一步凸显了该传记的史学特点，增强了客观性。实际上，近代史资料中对彭湃的相关研究不在少数，同时也有不少围绕彭湃及其家庭的文学创作，但“采集工程”传记对“彭湃对彭士禄的影响”的解读比较严格地限定在了作者所占有的一手资料能够佐证的范围内和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上。尽管彭湃的革命者身份对彭士禄一生影响至深，但该传记基于所掌握的事实资料，没有作过多推测和解读。

相比较而言，“百年追梦”传记在表现“彭湃对彭士禄的影响”时融入了作者更多的主观解读和细节描写。作者引用了《彭湃研究丛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中的评述，对彭湃的革命精神和历史贡献作了总结和评价；以文学手法对“不交租”“组农会”“惩恶霸”“办学校”“烧田契”等事件进行了创作，塑造了彭湃的英雄形象，这种“弦外之音”实际上是在为后文写彭士禄形成爱国奉献等精神特质蓄力。丰富的感染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因此读者很容易在通篇传记中感受到彭士禄身上“彭湃精神”之回响。

作者在幼年彭士禄“听校长吟诵父亲写的爱国诗”“与周恩来的多次见面”“延安模范生”“‘文革’中核潜艇研制的困难和家人受到冲击”等情节描写中时时不忘回顾彭湃。在写彭士禄的人生经历时把彭湃的精神影响具象化，把个人友谊升华成革命情谊，把个人理想升华成国家和民族的理想，这种合理想象让“彭湃精神”的影响和延续统领了传记全文。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访苏讲话对彭士禄的影响。“百年追梦”传记浓墨重彩地叙述了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接见留学生这一事件对彭士禄的影响。由于这一段在彭士禄口述访谈中被称为“永生难忘”的经历与其学术成长联系较弱，“采集工程”传记中没有被提及。而在“百年追梦”传记中，这段经历则表现为鼓舞、激励彭士禄克服万难将核潜艇事业推向成功的重要精神动力，并联系彭士禄一生的追求，进一步凸显了他的爱国情怀。

3.两种叙事风格的“得”与“失”

叙事具有两个特征：存在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叙述者[3]。“采集工程”传记叙事分层后，叙述者很自然分为两个声音，一个是历史叙事声音，力求“客观”与“真实”；一个是彭士禄的自述。“百年追梦”传记追求的是故事的流畅和叙事的感染力，这是文学写作的优势，但也因此使得书中叙事视角跨度较大，叙述者既要“可信地”叙述历史，还要主观创作场景和心理活动。

同样是叙述“彭士禄被叛徒抓捕入狱”这一经历，“采集工程”传记中采用援引彭士禄口述的方式：

那么谁来抓我呢，因为原来潮安县委书记叫陈醒光，陈醒光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夜里来，就知道这个情况，知道我家住在这里。四次围剿时，整个大南山苏区被破坏了，他被俘后叛变，到处抓人，抓了差不多就剩下我这家人就来抓我了。所以他那时候一开门他就把我提溜出去了，去审我，我一看怎么是他啊。他就问……[4]21

“百年追梦”传记中根据资料和口述提供的信息，对事件进行了文学化的创作。

这时，一个大兵把士禄牵得远远的，显得很和气的样子。士禄看着这人，有些面熟，仔细一瞧，唉，真是怪事，这不是常到家里来的陈醒光吗？

姑妈家里有一个楼棚。这个陈醒光（后来士禄知道他是当时地下党县委书记），常常晚上来家，白天就躲在楼棚上，士禄给他送过几次饭。

士禄瞧瞧他，真纳闷，他怎么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还背着武装带。只听他问道……[5]64

“采集工程”传記采用回忆视角的引用方式并没有影响传记的客观性，反而增加了可信性；而“百年追梦”传记全知视角，主观创作了场景，虽然有鲜明的画面感和感染力，但在“传记”写作的框架下，与其他交代历史背景的章节在叙事方面有些差异。从叙事视角而言，这一生动的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反差较大，二者结合不甚流畅。

T.L.汉金斯（T.L. Hankins）在《捍卫传记：科学史中对传记的利用》（In Defence of Biography： the Use of B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对以难写著称的科学史传记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必须涉及科学本身，第二必须尽可能将传记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综合成单一的一幅有条理的画面，第三要有可读性[1]。如前所述，单一的“史学”与“文学”的叙事方式难免带来读者阅读体验方面的损失。这是因为，传记写作需要囊括历史、个人与文学三个要素。这两本传记，无论其侧重点如何，都要从叙事上完成叙述彭士禄的人生经历，平衡、融合个体与历史因素，展现传主的科学研究，提炼出人格特质等目标。但在传记写作中，史学与文学特色并非对立，这两本《彭士禄传》就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探索“史学”与“文学”的深层联系与结合，也出现了融合较好的范例。

（一）历史叙事的文学感染力

“采集工程”传记较少追求文学性，却能用不同维度的史料在叙事上制造“悬念”。以客观、宏观为特点的历史叙事为个人经历提供特定背景，把细枝末节的生活经历固定在大历史的“相框”内，让个人经历有了大历史的底色。例如口述资料中细腻丰富的个体感受和心理描述放大了历史细节，但视角并没有远离对事件叙述，因此再回到历史叙事中交代人物结局时，会让读者产生“恍然大悟”的感受，人物命运带有了历史的沉重感，增加了事件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例如，介绍彭士禄七叔的命运时，这两本传记在叙述事件和塑造人物的方式上各有特色。

“采集工程”传记引用了彭士禄《难忘的少年时代》（原文刊载于《潮汕党史资料》，1987年第2期，内部发行）的自述：

有一天，我七叔来带我出门，我不知道要往哪里，结果是坐船到了汕头。我没带行李，手里拿着把雨伞，跟着七叔上了岸，步行到庵埠附近一个小村。那里有铁路，这个村距铁路很近。我们进村后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里面聚集着二三十人，有带驳壳枪的，有人躺在床铺上。不久七叔对我说，他要去“出恭”，但一去就再没回来……[4]18

自述材料引用结束后，作者重回主线叙述，对这一段故事从历史视角作出概述：

彭士禄当时还不知道，七叔彭述离开后不久被逮捕……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4]19

“七叔”这个人物在彭士禄描述的事件中只有领路人的作用，历史视角下七叔的个人命运，实际上反映出了相当一大批革命者的历史遭遇。

在“百年追梦”传记中，有一段关于七叔带彭士禄“坐火车”的情节描写，并与彭士禄不断转移住处、遇到不同人物的经历交织在一起，由于过多线索的带入，该传记在七叔人物的塑造和感染力方面不够突出。

（二）文学叙事在科学家传记中的独特解释作用

《捍卫传记：科学史中对传记的利用》对科学家传记的三个要求客观上造成科学家传记中的“个人经历”与“科学研究”难以平衡。涉及较多科学技术史内容的传记，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其可读性并不高，因此其中的专业内容难免被普通读者“跳读”，而相关专业研究者则可能将这部分作为参考资料进行重点研读。科学史范式下的“采集工程”传记，对彭士禄核潜艇研制部分“核潜艇的发展史”“中国核动力和核潜艇的发展过程”以及“与彭士禄相关的核潜艇研制经过”作了比较详细的分章节叙述。对一般的读者来说，核潜艇研制部分的专业名词非常陌生，当时历史背景也较为复杂，核动力技术分析或许很难引起他们更多的阅读兴趣。

相比较而言，“百年追梦”传记把“史”“科学”“人”等要素汇聚在文学化叙事里，在描述核潜艇研制的多项技术争论中展现出了这种叙事方式的魅力。例如，在围绕核潜艇研制多个技术争论中，“百年追梦”传记把叙事重点放在“争论”这个事件上。

图1展示了在“是否要建陆上模式堆争论”的叙事中，“百年追梦”传记聚焦在双方争论的矛盾点，以及矛盾激化、解决的过程，其叙事没有向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技术细节过度延伸，保证了复杂技术问题在简单的叙事模式中通俗易懂。

在这个矛盾解决后，该传记在叙事上一环扣一环，继续讨论“建什么类型的模式堆”问题，迅速引发出新的矛盾点，一方面进入双方短兵相接的争论中，另一方面融入彭士禄等当事人的口述访谈、历史文献资料，解释双方技术意见。

然而，风波并未完结，在建什么类型的模式堆和堆形一体化布置还是分散布置问题上，彭士禄又同某大学和某单位的一些专家学者爆发了一场不轻松的争论。

彭士禄主张上压水堆，堆舱内各部件分散布置。而有些人偏主张搞增殖堆。因为这种堆先进，有人形容它是一个鸡蛋变两个鸡蛋，但这玩意儿脾气大，一见水和空气就发火，漏了，容易引起爆炸，特别难伺候。他们还主张，即使上压水堆，也要搞一体化布置，就跟集成电路板似的，把有关的零部件都压缩在一个密封容器内。这的确先进，体积小，但一个零件坏了，就得打开密封盖修理。

彭士禄说：“你们的意见我不敢苟同，我不准备当你们的保姆。”[5]181

相比较而言，“采集工程”传记以技术要点为中心纵深叙述“核动力装置设计方案中的争论”“陆上模式堆之争”，矛盾焦点相对分散，叙事连贯性不强。这些内容对一般读者来说难度较大，可读性可能会降低。

本文基于科学家传记的类型，重点阐发了两本《彭士禄传》的“史学”与“文学”叙述特色。以史为基础的传记写作，对于科学家传记而言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它会涉及科学史、技术史的内容，因而对其客观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史学风格的科学家传记因其扎实的资料基础，不仅可以成为学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成为与科学家精神、形象相关的文学、文艺宣传作品二次创作的源泉。或许可以说，史学风格的科学家传记的应用场景比较多元，因而潜力巨大。以文学为特色的科学家传记写作，由于充沛的情感和主观视角的代入，对于普通讀者了解科学家起到了桥梁作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科学家形象方面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在当前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背景下，文学化的科学家传记的宣传效果似乎更为突出。

一部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传记会根据表达的需要，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起到打动人心的效果，况且“史学”与“文学”书写的融合，也是我国经典史传文学《史记》以来的延续。将传记材料中“史学”与“文学”属性进行截然对立的区分，也势必会影响传记的传播。为追求更广泛而深远的传播效果，科学家传记写作更需要从叙事研究角度出发，在文体上实现史学与文学的进一步融合。

在推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事业中，笔者期待能有更多的作者在传统的传记创作基础上，不断吸收写作精华，融入科学的表述，结合传统与现代、文学与史学、人物与科学等因素，实现科学家传记的传承与发展；也期待更多研究者关注科学家传记这一类别，参与写作技巧的讨论，这对于我们开发更多弘扬科学家精神公共产品，进一步提升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效果将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兵.试论科学史研究中的传记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5）：7-12+68.

[2]黄榕.吃百家饭的孩子[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

[3]羅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M].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吕娜.核动力道路上的垦荒牛：彭士禄传[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5]杨新英.彭士禄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编辑 / 姚利芬 齐 钰）

Different Narrative Modes of“Historiography”and“Literature”in Bi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Scientists：Two Cases of Biography of Peng Shilu

Shi Lei Liu Ting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0038）

Abstract： Bi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scientists are the carriers of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wo cases of Biography of Peng Shilu，one from the Documentation Project series and other from the One-Hundred Years’Dream series，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narr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historiography”and“literature”，explo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modes in the two biographies，and probes into the deep connections and combination of the two narrative modes in the two books，by enumerating outstanding cases that integrate the two mod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two narrative modes in the two biographies are not in opposition to each other but are interchangeably used to cater to different narratives. The two modes，if properly used，could better preserve the scientists’valuable experiences in vivid narratives for better public promotion.

Keywords： bi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scientists；narrative modes；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CLC Numbers：N4 Document Code：A DOI：10.19957/j.cnki.kpczpl.2021.0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