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凤, 刘祖文, 刘友存, 邹杰平, 仝兴庆, 刘星根, 谢水石

(1.江西理工大学 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2.江西省赣江上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3.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4.江西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东江是粤港奥大湾区的重要饮用水源，直接关系到包括港深在内的流域内7 000多万人民生活用水和生态安全[1]。近年来，随着东江源区河流水利的频繁开发及程度的逐步加深，对东江源区水文情势带来较大改变。水利工程集中泄水影响了天然水文过程，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流域内重要物种的生境，影响物种的分布和群落结构[2]，进而对东江流域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3-4]。

当前，有关水利工程建设产生的生态水文效应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自从Richter[5]1997年首次提出水文改变指标法(indicator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 IHA)的概念以来，并将它应用于人类活动对河流径流过程的影响的评价，构建了河流的生态流量管理模式。随后，Galat等[6]和陈启慧等[7]分别应用IHA方法对密苏里河径流水文情势的变化和葛洲坝的建设对长江径流过程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不久，Richter等[8]又提出了河流生态恢复研究的变动范围法RVA(range of variability approach)，认为该方法能够有效地评估筑坝对河流生态水文情势的影响。Irwin等[9]将RVA法运用于1924—1980年和1984—1996年Tallapoos河流量特征的变化的评价中。此后，学者们将IHA和RVA进行有机地结合，形成生态水文指标变化范围(IHA-RVA)法，并进行广泛的应用，如李舒等[10]针对窟野河受水土保持、煤矿开采影响的水文情势指标变化情况，Mwedzi等[11]针对津巴布韦境内Manyame流域建坝后不同断面的水文指标改变程度分别进行分析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