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党委组织部，贵州贵阳 550025）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同时代呈现不同特征：汉代重教化、魏晋谈才情、宋代讲审美，但背后的主线从未变化，那就是文以载道，首重教化。文学的教化功能，很早就受到文人的关注，并在中国第一篇诗论专著《毛诗序》中被首次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此确立“诗教”的文学创作总原则，成为后世的共同遵循，一直主导着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选择，而这一原则在晚明受到极大冲击，并发生重大改变。基于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结构性转型的背景，研究晚明时期文学呈现“性理”“情欲”交融的时代表征，揭示表征背后“心”“理”碰撞造成的文学教化功能演变路径。

一、阳明心学的狂飙突进：从性理到性情

晚明时期（嘉靖中期至明朝灭亡）社会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孕育着近代商业因素，早期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新兴的市民阶层也登上历史舞台，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碰撞，儒家主流价值观念横生波澜，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终极追求、以格物致知为工具基础的整个理学思想体系都遭到剧烈冲击。

南宋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全面构建起理学体系，理学大兴，明朝伊始，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被严格确定下来，并且逐步走向僵化之路，愈发束缚人性。明中前期物质生活相对贫乏，国家掌控意识形态力量空前强大，两者奠定了程朱理学存在基础，而到了晚明其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