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且因其形成与表达不同于西方知识论的范式，少有指向具体领域的专论，一方面难见其逻辑或实证确证理路，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断阐释的余地。盖因此，中国学问虽然自有其丰富性，但对文本的注解和阐释实际上成为其主体的内容。从功能的角度看，对文本的注解主要解决因时过境迁而形成的文本原始环境消退所导致的背景隐去，以及语文变迁所导致的理解障碍问题，其直接的效果是文本原义的复现，从而使后来的阅读者在新的时空中仍然可以领会古人的情感与思想，这实际上也是注解者所要追求的。而对文本的阐释，则是把承载意义的文本作为基础，进一步阐明文本意义的来由、边界及可能性的发散、延伸，其直接的效果是使文本中的意义不再孤立，而是可显现其历史的品格和被隐匿的联系，并使文本意义扩张的可能性得以呈现，这恰恰就是阐释者所要追求的结果。如果可以把对文本的注解理解为对前人创造尽可能准确的继承，那么对文本的阐释就可以被理解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发展。或可说，对文本的注解是为了继承前人的创造，而对文本的阐释则是为了合理发展前人的创造。假如把对文本的注解和阐释与解释学勾连起来，我们会发现前者与施莱尔马赫的古典解释学较为接近，而后者则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解释学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