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植尧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1997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刑法》入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八）》）将其更名为污染环境罪，而2020年通过的《刑（十一）》又一次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修正，显示了我国对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进一步坚定。本文将对污染环境罪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污染环境罪的法益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学界目前有三种立场：以人类为中心的法益论、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法益论、二者兼备的法益论。[1]人类中心法益论秉持着保护自然是为保护人类而服务，如果人类的法益不受侵害，刑法不需要予以保护。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法益论则是在刑法的角度上，将生态环境视为单独的法益。而二者兼备的学说认为：“应当视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为生态环境。……且只有人类生存空间中的其他生态要素得到充分的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与财产。”[2]

对于以上生态环境中心论与二者兼备法益论的学说，笔者均不太赞同。首先，生态环境中心论将生态环境作为单独之法益予以提倡，可是环境法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以完全独立出来。因为随着人类的科技发展，人类的足迹开始逐渐遍布全球。我们很难构造出这样的一个情形：一个单独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并不会对人类的法益造成危险。我们或许可以在思维中抽象出一个所谓的“环境法益”，可是对于这样的法益应该包含何种实质性的内容，难以得出完善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