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

一、士的余荫

关于“士”的历史问题及其现代命运的讨论,并非始于抗战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士”的再造就已成为知识阶层关注的核心话题。北大出身的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中便以士大夫身份的发生、变迁为线索,组织起他对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①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中间最有现实针对性的环节是如何处理士大夫身份与知识阶级的关系。陶希圣承认士大夫是知识阶级的特定形态,却不愿以这一称谓指代现今的知识分子,他从生活方式上将士大夫身份定义为“观念生活者”。这一“观念生活”阶级上面连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②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10页。在陶希圣看来,“观念生活者”虽不是基本的社会阶级,仍不失为一个社会阶层,有门第的超越、知识的优异,是一个难得看透现实而易于追随幻影的阶级。

知识阶级与士大夫身份藕断丝连的原因,陶希圣以为在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供过于求,不能被学院体制吸纳的“多余人”,或走上革命加恋爱的道路,或流入官场猎取政治地位。要么革命化,要么官僚化,是过剩的边缘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谋生之道。士大夫曾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只因其为士大夫之故,便自然获得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在朝为官吏,在野为缙绅。时至今日知识阶级还保持着士大夫身份的传统意识,士大夫时代虽已过去,介于专家与通才之间的知识人仍希望维持其在社会上的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