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伟

战国时司马错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1)刘向集录《战国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17页。唐代李白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2)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历来人们对于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相当有限，直到晚近随着学界对大禹、巴蜀古史等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笼罩在巴蜀古史之上的迷雾方渐散去。“巴蜀古史”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渊薮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4年，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根据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考古发掘的玉石器材料，提出古代西蜀与中原、华北文化有联系的观点(3)参见：葛维汉著、沈允宁译、陈宗祥校《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97页。。自此学界对于巴蜀古史的研究开始注重考古材料。《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和1942年第3卷第7期均编有“巴蜀文化专号”，学者卫聚贤、商承祚对巴蜀青铜器以及林名均、郑德坤等对巴蜀玉石器都作过讨论(4)参见：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3卷第4期、1942年第3卷第7期；商承祚《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辩》，《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版。。此一时期，以卫聚贤的《巴蜀文化》一文为代表援用了近代考古学方法，这对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影响深远(5)卫聚贤开辟以考古学视野研究巴蜀文化的路径，成为后来巴蜀古史研究的重要传统，已被学界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