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军

1917年2月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栏目中刊登了陈独秀与钱玄同等人有关“文学革命”的通信，钱玄同的来信最为激烈，发明了新文化运动推翻旧文化的响亮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二月一日发行，第12页。。尽管钱玄同“选学妖孽”最初所指实乃师出同门但主张迥异且善骂的黄侃，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渐趋深入，这个最初有固定指向的口号逐渐跳出其狭隘所指，内涵在无需说明中逐渐扩展为整个《文选》派，进而扩展为整个骈文派，乃至等同于古代全部骈律文献，俨然代表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理所当然地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投枪与匕首的锋刃所向(2)“选学妖孽”口号生成及内涵转换的详细过程，详见：郭宝军《“选学妖孽”口号的生成及文化史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13-119页。。不过，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选定“选学”作为攻击的靶子？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将历史时段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三种。长时段指百年以上地质学时间概念，关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到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格局、文化系统等，“某些结构有很长的寿命，因而它们成为经历无数代人而稳定不变的因素”(3)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年鉴史研究专家多斯将长时段的优势概括为：“它可分解为若干个不断反复的事件系列，这些事件系列能持续显示出被混乱事实所掩盖的平衡和普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