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卓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如同国家、教会、政治党派和协会，学校体系也是一种场域。场域不同于“机器”，两者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争斗”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性。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戏空间的常规和规则，以不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特定产物；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场域中的行动者和机构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休。［1］128-129经过哈佛最伟大的校长之一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69—1909年任校长）数十年的努力，20世纪初的哈佛大学已经从一所地区性学院发展成为现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然而学校的转型升级并未改变场域自身的属性，校园里的争斗反而愈发激烈。艾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1909—1933年任校长）一改之前多元开放的招生①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本文所说的“招生”均指大学本科招生。政策，对犹太人、黑人、女性及同性恋采取公开排斥措施。在20世纪前期（主要是二三十年代），哈佛大学招生过程中出现了排斥犹太人的浪潮。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及社会评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影响甚大的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and Princeton）［2］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精彩的再现。在这场“争斗”的过程中，反犹主义的赞同者和反对者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中的不同行动者根据自身在场域所处的位置以及占有资本的种类和数量，采取了不同的争斗策略，共同奠定了这一时期哈佛大学的招生格局，并对日后的招生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