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玉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中逐渐明晰的类型电影，青春电影主要“以青年人、青年心理、青年问题等为题材，反映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关注每个人由少年走向成年之间的过渡时期独有的生命体验，以青年文化性为鲜明特点”[1]。青春电影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在经历了革命与激情、集体主义、反思与伤痕、成长与困惑的青春话语表达后，21世纪以来，开始向迎合大众审美的怀旧、狂欢话语转变。

2013年，赵薇执导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后票房高达7.26亿，在电影市场掀起一股怀旧热潮。自此，青春电影势如破竹：《青春派》（2013）、《前任攻略》（2014）、《同桌的你》（2014）、《匆匆那年》（2014）、《左耳》（2015）、《栀子花开》（2015）、《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016）、《我们的十年》（2016）、《乘风破浪》（2017）、《后来的我们》（2018）……火爆的IP、类似的故事，使青春电影蒙上了一层俗套的怀旧面纱，限制了观众对青春的想象。仅仅五年时间，怀旧青春电影就从爆发式增长陷入口碑转向、票房锐减的局面。在中国电影事业产业化升级的重要时刻，青春电影如何走出审美疲软期，构建全新的青春电影话语体系，迫在眉睫。

《七月与安生》（2016）、《悲伤逆流成河》（2018）、《狗十三》（2018）、《过春天》（2019）已经在尝试打破青春电影的固有审美：七月和安生代表个体成长中的两种精神撕扯；易遥成为校园霸凌受害者的银幕代表形象；少女与狗表现了青少年被迫成长的冷峻；单亲家庭女孩佩佩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可以看出，电影从业者已经开始探寻新的青春电影创作路径，但因电影本身的完成度、传播度、票房、口碑等原因，还未找到成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