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晓辉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人文社科部，北京 100071）

一直以来，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的陶渊明，在世人眼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看破红尘的“田园诗人”形象。似乎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2]529一语，已足以说明其任情自然、栖心田园，进而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举止行为，是完全出于本人意愿的愉快决定，而非世事、时局的威逼胁迫。

诚然，陶渊明确实已经脱离了“为乐当及时”[3]22的低级趣味，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生年不满百”[3]22的千岁之忧。更多的时候，陶渊明不是在《形影神》中自问自答，就是在酒后偃仰啸歌，以致“酒徒”比之“田园诗人”更能确切描述陶渊明的本真面貌。“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世说新语·任诞》）[4]，正是在酒的刺激之下，陶渊明重新认识了自己，也认清了世界，从而进入了那个自我批判意识与内在超越精神交相辉映的“胜地”，并藉由清新隽永的诗句呈现于外，给人以启迪。

一、身份错乱催生自我批判意识与内在超越精神

陶渊明的出身决定了他不可能依靠平庸的生活安稳度过一生。自从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以来，世家大族便牢牢掌握了魏晋时代的话语权，并以此构建出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陶渊明及其家族恰恰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存在，这是催生陶渊明诗歌中的自我批判意识与内在超越精神的一大动因。陶渊明曾祖父陶侃虽官居大司马，但因其出身寒微，也只是落了个以武功起家的名望，不仅从未居身世家大族行列，甚至在位高权重之后，仍然受到了来自世家大族的鄙视和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