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笔者在《〈史记〉春秋历史的写作实践与文本结构》一文中曾简略提及《史记》列传在春秋时代的史源上与本纪、世家和表有很大的不同［1］。本纪、世家乃至《十二诸侯年表》的春秋历史主要取材于《春秋》学材料，特别是《左传》。但是七十列传与《春秋》学材料的关系却是疏离的，除了《伍子胥列传》等少数几处，《左传》几乎在列传中缺席①《史记·伍子胥列传》的部分材料与《左传》中的部分材料有渊源，但并非直接取材于《左传》。《史记》中的伍子胥故事更像是早期史料在战国秦汉时代的流衍和通俗化。。如果我们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左传》里的文献至少可以让列传的取材更为全面和丰富，也会使其更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历史”。不过，《史记》的写作却没有这样，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非常少。那仅有的几篇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也更像是杂事的抄录。特别明显的如《循吏列传》，收录春秋时代“奉法循理”的5个人物：孙叔敖、子产、公休仪、石奢和李离，但却几无逻辑，不仅没有取材于《左传》，所述也多与时代不符①《循吏列传》述子产事曰“郑昭君之时”，司马贞《史记索隐》曰：“《郑系家》云子产，郑成公之少子。事简公、定公。简公封子产以六邑，子产受其半。子产不事昭君，亦无徐挚作相之事。盖别有所出，太史记异耳。”。其体例标准，尤其让人不解。梁玉绳《史记志疑》曰：

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深所难晓。又所举仅五人，而为相者居其三。吏事不责公卿，何以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