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银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除“释古派”之外，还存在两大学术流派，一派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一派则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派”。大体来讲，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上，这两大学术流派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其中，“疑古派”“以纸上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伪”，“偏于破坏伪的古史”；而“考古派”则“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历史的真象”，“以建设真的古史为职志”(1)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辑，第28页。。要而言之，无论是在研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两派之间都存在大相径庭之处。

不过，“疑古派”与“考古派”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根据现有资料，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往往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自家的“疑古”之说，从而间接地推动了这场学术运动的发展(2)与王国维相类似，“考古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傅斯年，虽然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古史重建”的工作，但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参见：李长银《“重建”成就“疑古”：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兰州学刊》2017年第1期，第61-68页。。关于这一问题，过往学界已有初步认识(3)关于这一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主要有两篇：赵利栋《〈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第109-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