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英 瑾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导论

2021年3月23日，美国哲学家埃德蒙德·盖蒂尔(Edmund Gettier, 1927-2021 )因病逝世，引发了世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众所周知，在1963年，盖蒂尔发表了论文《何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1)Edmund 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6)(1963)：121—123.，对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所构建的“知识”定义提出了反驳(不过，关于他对《泰阿泰德篇》的解读是否符合柏拉图的本意，则见仁见智)。由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议催生了无数篇论文，奠定了战后英语世界知识论研究的基础。

那么，盖蒂尔眼中的传统“知识”定义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所谓“知识”，无非即“得到证成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以下简称为“证—真—信”标准)。那么，该标准为何是错的呢？其理由就在于，该定义会遭遇到一些重要的反例，即 “盖蒂尔案例”。此类案例都具有下述特征：案例中出现的目标信念固然都符合“证—真—信”的标准，但大多数人的直觉却又觉得它们并非是“知识”的一部分。

然而，笔者却并不认为典型的盖蒂尔案例中所涉及的目标信念的确满足了“证—真—信”的标准。因此，不论 “证—真—信”标准本身是否准确，“盖蒂尔问题”均与其无关。从这个角度看，战后几十年西方知识论学界关于盖蒂尔问题的大量讨论，可能都是在白耗力气。

与笔者持有类似观点的乃是知识论专家米兹拉西(Moti Mizrahi)(2)Moti Mizrahi, “Why Gettier Cases Are Misleading”, Logos & Episteme, 7(1)(2016)：31—44.。他也认为引发整个西方战后知识论争议之缘起的“盖蒂尔问题”，在本质上乃是在与风车作战。有意思的是，他的反驳方式大量采用了语言哲学的方法。在他看来，盖蒂尔案例中的那些所谓的“知识构成”的失败，在本质上乃是语义层面上的指称失败——也就是说，相关的信念持有者未能利用特定的语用工具，成功地指称与目标信念相关的那些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