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怀 宏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游士时代”是笔者指称战国时代的一个概念。这个时代的先声在春秋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战国才可以说真正坐实。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巨变时代，其震荡烈度几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相若。它使中国从分封走向郡县，从分离走向统一，从贵族制走向官僚制，从而使一个世袭社会解体并开始走向选举社会。(1)参见拙著《世袭社会》《选举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而从这一巨变的动力来看，游士在其中可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士无定主”和“游者主事”正是使“游士时代”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条件，而这两个条件是战国以前和以后的时代都不具备的。

本文不欲全面分析这个游士的时代，只是想探讨其间的一种矛盾或紧张。当西周维系各国和平相处的礼制崩溃，亡国的危险和战争的压力使各国都在追求强大和功利，游士们也纷纷竞争，各自向自己的目标国提出种种政道和富强之策。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各派游士是否还能够坚持道义？是追求急功近利的富国强兵之道，还是追求符合道义的长治久安之道？前者可能走向残暴和诡诈，后者则可能缓不济急。本文试图分析这其间的张力，并预示这政治的道义虽然不一定能直接推动征伐取胜，但却可能决定最后的胜利者。

一、游士类型与道义标准

如果广义地理解“士人”，可以将上层贵族也包括在内。那么，游士的活动从春秋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各国公子之游、作为人质的往还、士大夫出奔等，但那还是以寻求国君收留为主；……